2016． 09

LAN ZHOU XUE KAN

■历 史

清代“汉宋之争 ”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张 循

摘 要 “汉宋之争”是清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从清末民初以来，对“汉宋之争”的研究形成了“政治”
与“思想”两种视角，并各自看到了“汉宋之争”的不同面相。今天对“汉宋之争”的继续研究仍然可以借鉴这两种
视角。就“政治”的视角而言，
更应该将眼光往下看，
而不是仅仅注重高层的统治者和统治政策； 而采用“思想”视角
的时候，
则不妨有意识地在“反理学”这个大框架之外，
更多地去发掘“汉宋之争”所反映的清代儒学的正面意义。
关键词 汉宋之争； 政治； 思想； 反理学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3492（ 2016） 09 － 0042 － 09

一
“汉宋之争”是清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也是一个难题。这里之所以说为“清代历史”而不说“清代
思想史”或“清代学术史”，
是因为虽然“汉学”与“宋学”在今天都是所谓思想学术的概念，但清代中后期实
际发生的那场“汉宋之争”，在其时却决不止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学术的问题。不妨借用余英时教授的一句
话，
历史研究应该由“研究的对象及其材料决定观点与方法的选择， ①
而且不限于一端”。 对“汉宋之争”的研
究也必须由这个问题本身的性质来决定研究的路向。
程朱宋学是清代官方的统治学说，
有似于今天所谓的“意识形态”。在高度专制的时代里居然能有另一
种声音向官定的宋学发起严重而持久的挑战，
假如没有官方的默许，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默许乃至
鼓励自清初以来的汉学进一步发展， ②
正是乾隆中期以后清朝官方的态度。 这种鼓励政策在乾隆后期《四库

作者简介： 张循，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与思想视角下清代‘汉宋之争’研究”（ 项目编号： 13BZS043） 。
① 余英时：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2004 年，第 870 页。
② 乾隆皇帝对待汉、宋学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大体言之，可以《四库全书》的开始编纂为一分界，此前他仍力崇宋学，此后则开始
鼓励汉学并不时贬抑宋学，参看夏长朴： 《乾隆皇帝与汉宋之学》，彭林编： 《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56 －
192 页； 而在王达敏的研究中，乾隆帝开始偏向汉学的时间似乎更早，参看氏著： 《从尊宋到崇汉———论姚鼐建立桐城派时清廷学术宗尚的
潜移》，载《中国文化》，
19 － 20 期，第 279 － 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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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编纂过程（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四十六年， ① 戴震、
1781） 的前后完全公开化了。 邵晋涵、周永年等汉
学家应特召入馆编书，
象征了官方对汉学之士的礼重， ② 所以《四库全书》
在士人圈子里激起了巨大反响。 编
纂活动本身不啻是为汉学之士在思想上念了一道“松箍咒”。这已是学界常言。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乾隆帝
在两道有关《四库全书》的上谕中所言：
至于四库所集，
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
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牅后学，公天下
之好也。惟是镌刻流传，
仅十之一，而钞录储藏者，外间仍无由窥睹，岂朕右文本意乎！ 《四库全书》荟萃古
今载籍，
富有美备，
不特内府珍藏，
藉资乙览，
亦欲以流传广播，沾溉艺林。……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
澜三阁，
应储《全书》，
现在陆续颁发藏庋。该处为人文渊薮，
嗜奇好学之士，自必群思博览，
藉广见闻。从前
曾经降旨，
准其赴阁检视钞录，
俾资搜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过有珍秘，以阻争先快睹之忱，
则所颁三分《全书》，
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该督抚等谆饬所属，俟贮阁《全
书》排架齐集后，
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钞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遗
失。
③

从上谕可见，
乾隆帝同意编纂《四库全书》的意图之一，就是要让《全书》所收大量书籍流播出去，使“嗜
奇好学之士”皆得阅读。所以他还不仅仅是在大政方针上作出崇汉的姿态、发出崇汉的信息，而且还要在实
际行动上为汉学的发展提供方便。从实际情形看，
《四库》书的颁发也的确收到了使好学之士“藉广见闻”之
效。安徽汉学家胡承珙在〈答陈硕甫（ 奂） 明经书〉中说：
我朝说《诗》家，
所见十余种，
善读《毛诗》者，惟陈氏长发 （ 启源） 与懋堂 （ 段玉裁） 先生二人而已。《四
库》所著录者，
尚有《诗稗疏》《诗疑辨正》《读诗质疑》数种，未见其书。足下曾有此本否？ 近日安研武林文
澜阁上，
倘可借观乎？ ④
陈奂浸溃于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中，
胡氏希望通过他代为借阅所需之书。这是《四库》书可以让汉
学家“藉广见闻”的一个显例。而胡氏得以知道陈启源为“善读《毛诗》者”，也是拜《四库》之赐。他曾说：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三十卷，
向未见刻本，
顷在京师，
朱兰坡（ 珔） 借《四库》书副本钞藏，因得借读一过。
”⑤
则胡承珙之受惠于《四库全书》，不可谓不大矣。
⑥ 像这样受惠于《四库全书》的人当然远不止胡氏一个，所
以《四库》的颁行必然会成为汉学之风在学术界兴起的一大助力。翁方纲曾观察到： “今日上则有钦定诸经
传疏义说，
下则内外皆有《四库》书写本，
即以科举时文，
亦人人知有稽古通途所自出，昔之患其俭陋者，
今已
”⑦《四库》书之有助于汉学的兴起，
转欲防其鹜广嗜异之渐。 翁氏之言已经道出此消息。
《四库全书》的编纂和颁行这一事件就像是一座桥，
把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学术界学风的变化连接了
起来。乾嘉以后学术界内部“汉宋之争”的爆发自然是直接由学风的变化而引起，但再往背后一层看，学风
的急遽变化又是受官方的鼓动而来。所以从一开始，所谓“汉宋之争”就同时具有政治的和思想的两个面

① 关于《四库全书》编纂的专门研究， 可参看黄爱平：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② 记录这方面情况的最常被引用的例子， 是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卷 18《周书昌（ 永年） 别传》，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第 181 页
中； 洪亮吉： 《卷施阁文甲集》，
卷 9，
《邵学士（ 晋涵） 家传》，
北京·中华书局，《洪亮吉集》本， 2001 年，
第 192 页。
③ 见永瑢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两段分别为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及五十五年六月上谕，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65 年，
第 3 页中，
第 7 下 － 8 页上。
④ 胡承珙： 《求是堂文集》，
卷 3， 载《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 1500 册，
2002 年，
第 255 页下。
⑤ 胡承珙： 《求是堂文集》， 载《毛诗稽古编后跋》，
卷 5， 第 288 页下。
⑥ 俞樾在其《春在堂杂文三编》， 载《钱氏纲目考订序》中说，该书“《四库》未收，学者不尽得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
卷 3，
库全书》第 1550 册，
2002 年，
第 335 页下。则言下之意， 若《四库》收有此书， 学者即可“尽得见”了。《四库》对学者提供的方便之大，从俞樾此
言中亦可体会出。
⑦ 翁方纲： 《复初斋文集》， 载《考订论中之一》，
卷 7，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续修四库全书》，
第 1455 册，
2002 年，
第 415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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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它既是一个政治问题，
又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事实上，从根本上说，在中国传统社会解体之前，所有读
书人在体制上都是国家整个政治链条中的一环，本来就不存在今日语境中的所谓纯粹的“学术界”和“学
者”。这决定了“汉宋之争”这个历史过程，
必然是一个政治与思想相互交融的过程。
二
从清末民初展开对清学史的研究以来，“汉宋之争”的研究就分别在政治与思想这两种视角下展开。
①

章太炎是有意识地整理清学史的第一人。他既是清学的研究者，也是清学的参与者。这一特殊的角色使他
在清学史研究中既获其益、 宋学问题而言，
也受其弊。就汉、 他曾在谈及戴震时指出：
至（ 戴震） 言以理杀人，
甚于以法杀人， 乾隆时事，
此则目击雍正、 有为言之。……而身亦不敢质言，故托
诸《孟子字义疏证》以文之。……东原既殁，其弟子不憭师意，奋然以为陵驾宋明诸儒，岂徒名实不应，夫亦
岂东原之志乎！ ②
尝身在清代学术语境之中，
使章氏敏锐地看到了戴震“以理杀人”之言在政治上的意义，指出他的这番
“汉宋之争”绝不是单纯地想在思想上“凌驾宋明诸儒”。后人言及戴震皆能知此意， ③ 在
实即受启于章氏。
〈清儒〉中，
章氏将由方东树《汉学商兑》带来的一场清学史上最有名的“汉宋之争”理解为汉学家与桐城派
文士之间的矛盾； 又谈到以调和汉宋著称的陈澧，以为他“鸠合汉宋……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刌色理同
④ 章氏有此见解，
者”。 同他身为乾嘉汉学经师的嫡系传人有关，故乾嘉经师与桐城文人的矛盾以及对不懂
家法的汉宋调和论者的不屑，
也都搀和在其中。这固然是其特识，
但也不免减损了其“史学”上的价值。
刘师培和邓实论及汉宋之争时都发挥了章太炎的观点。刘氏作有《汉宋学术异同论》一文专论汉代儒
学与宋代儒学之异同，
对清代汉宋问题则涉笔不多。其中有一言谓： “东原诸儒于汉学之符于宋学者绝不引
援，
惟据其异于宋学者以标汉儒之帜； 于宋学之本于汉学者亦屏斥不言，惟据其异于汉儒者以攻宋儒之瑕。
”⑤按东原诸儒何故对这些情况明知而不言，
是则近儒门户之见也。 这背后正隐藏着思想史需要追究的问题，
“门户”二字只是对此现象的一种描述，
并不是严格的历史解释。
邓实也引申章太炎的观点说： “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学者治经以实事求是为鹄，钻研训诂，谨守家
法，
是曰汉学； 方（ 苞） 、
姚（ 姬传） 之徒，
治古文辞，自谓因文见道，尸程朱之传，是曰宋学。治汉学者诋宋，治
”又说： “于乾嘉之世，
宋学者亦诋汉。 戴二派同时，
与惠、 而别树一帜者，曰桐城。桐城尊宋学，惠、戴尊汉学。
……二者交相非，
而汉宋遂繇之分途， ”⑥但是，
文士与经儒始交恶。 这样以桐城“文士与经儒”的冲突来解释
汉宋之争会遇到一个难题： 在桐城文士之外尚有众多恪守程朱的理学之士，为什么这些比“桐城文士”更纯
粹一些的“宋学”者就不同“汉学”者交恶呢？ 若谓桐城“文士与经儒”交恶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私怨的话 （ 比
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一“汉宋之争”就只不过是不同门派的意气之争，
如姚鼐拜师戴震而见拒） ， 而并非真正的

① 严格地说， 对它的研究也就同时开始了。如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赵之谦的《汉学师承续
当“汉宋之争”开始的时候，
记》，
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等，都带有学术史研究的性质。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角度的研究，
是从清末民初之后才展开的。此前的若干著
作，其主要意义更多的还是在于作为这段历史本身的记录。
② 章太炎： 《与李源澄论戴东原书》， 见徐亮工编校：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第 84 页。类似意见又
见《说林上》，第 22 页； 《悲先戴》，
第 28 页； 《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 第 39 页； 《释戴》，
第 81 页。
③ 今人蔡锦芳经考察后以为，
戴震因祖坟问题避仇入京一事对他喊出“以理杀人”四字有直接的影响，
因为此事件恰恰是一起典型的尊
者、
贵者、长者“以理杀人”，而卑者、
贱者、幼者无理可申的事件。参看氏著： 《戴震避仇入京等生活经历对其理欲观的影响》，收在氏著： 《戴震
生平与作品考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第 108 － 119 页。
④ 章太炎： 《检论·清儒》，
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第 17 页。按《訄书·清儒》在此二处的文字上有小异，
但看法与《检论·清儒》
相同。
⑤ 刘师培： 《汉宋学术异同论》，
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第 179 页。刘氏论及汉宋问题的文字还有《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
论》《近代汉学变迁论》《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等， 均收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中。
⑥ 邓实： 《国学今论》，
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第 329 页、第 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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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思想上的冲突了。如果我们尚承认“汉宋之争”是一个与学术思想本身相关的学理上的问题，那么仅以
桐城“文士与经儒”交恶来解释显然是欠周全的。章、刘、邓等人在清末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宋问题
的不少线索，
但对诸多问题尚未暇深究。
梁启超在年辈上与章太炎相当，
但他专论清学的两本代表作《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因民族主义情绪而看重政治的章太炎不同，梁氏的眼光主要放
都成书于 1920 年代。与立言之际身在清朝、
在思想学术一边。他在总体上将清学看做是对宋明理学的大反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清代学术的主潮
①“清学之出发点，
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② 在这个意义
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上，
整部清学史不妨就可以被理解为一部“汉（ 清学） 宋（ 理学） 之争”的历史了。
③ 与此同时，年轻的胡适接
受了梁氏的看法，
也在 20 世纪 20 年代陆续写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戴东原的哲学》和《几个反理学的
思想家》等文，
为“理学反动说”推波助澜。这种解释激起了钱穆的不满。钱氏于 1937 年出版了长达 75 万
余言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 1942 年发表的《清儒学案序》，对了解他在清代汉宋学问题上的独特看
法尤能收提纲挈领之效。他在此文中表示：
儒家思想渊源于上古，
成熟于先秦。在两汉以迄隋唐则曰经学，在宋明以迄清季则曰理学。……理学
本包孕经学为再生，
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
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
世哉！ ……要之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
论其精神，
仍自延续宋明理学一派，
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
④

这样说来，则清代的“汉宋之争”就是理学内部的自我调整，“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 ”了。⑤ 以
此与梁、胡二人视乾嘉考据学为清学主流的看法相较 ，完全是南辕北辙。
钱氏的这种观点恐怕很难让人完全赞同 ，他的弟子余英时教授对之也有所保留 。余氏在清代汉宋学
上的观点有一个变化，在 1970 年发表的《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 》一文中，他说： “汉宋 （ 自注：
即所谓考据与义理） 的对峙，自 18 世纪中叶以来即已显然。 推原其始，实由于清代考据学者立意自别于
宋明儒，以争取在整个儒学史上的正统地位 。换句话说，汉、宋之辨主要是清儒宗派意识的产物，是否与
宋明以来儒学发展的史实相应，颇成问题。”⑥照此理解，则汉宋之争不过是一种意气之争，未必是一个思
想史的真问题。但在五年后写成的《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他的看法有所改变：

①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载朱维铮编注：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第 91 页。
②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载朱维铮编注：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第 6 页。
③ 李帆对章太炎、 刘师培和梁启超的清学史著述及观点作过专门研究，可参看氏著：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 北
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 。
④ 钱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 8，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第 357 － 359 页。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第十五章《清代
道学之继续》中所持观点与钱穆此处所言很相似。其谓： “盖此时代之汉学家，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其所讨论之问题，如理、气、性、命等，
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依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也。就此方面言，则
所谓汉学家，若讲及所谓义理之学，仍是宋明道学家之继续者。……由此言之，汉学家之义理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
之继续发展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02 页。惟冯氏尚只说汉学家之“义理学”为部分理学的发展，未如钱穆这里将
清代经学也视为“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
⑤ 但需要注意的是，钱穆《清儒学案序》同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性质上是有所区别的。罗志田教授专门指出了这一点，其
谓： “学界对钱先生关于清学的论述有些误解，很多人都将其《清儒学案》（ 自注： 书之全稿遗失，其序尚存） 与其《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而并
论。其实两者固有可以共论的关键之处，也明显侧重不同，不能完全混同讨论。盖《清儒学案》系承接《明儒学案》之传统循流而下，自然
以理学家派为归依。而《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也强调宋学的重要，究竟是在讨论‘中国学术史’，所照顾的面要宽许多。”《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史论》，载罗志田《导读》，第 13 － 14 页。正因为二者有此区别，所以在对汉宋关系的认识上，《学术史》的宋学偏向尚不及《学案序》。
《学术史》大要乃谓清初诸儒皆身在宋学的余波之中，专门汉学于乾隆时始稍稍起，而道咸以降则又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所以“不识宋学，即
无以识近代也”。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三联书店，
1997 年，正文页 1。则清代汉宋二学乃处于互竞而交织的状态。这与
《学案序》将“乾嘉考据之盛”视为“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⑥ 余英时： 《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见氏著：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
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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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儒学处于从“尊德性 ”转入“道问学 ”的过渡阶段 …… 下逮乾嘉之世，此一重大转变已在暗中完
成，而思想史上的问题也随之而异。以前程朱与陆王之争至此已失去其中心意义，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汉
学与宋学之争。但汉宋之争只是表像，实质上则是考证与义理之争； 而考证与义理之争仍未能尽其底蕴，
其究极之义则当于儒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两个传统的互相争持中求之。…… 把汉宋之争还原到
“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明理学转化为清代考证学的内在线索 。①
余氏认为汉宋之争实质上反映了“宋明理学转化为清代考证学的内在线索 ”，那么这个争论即是来
自于处于转化过程中的这两种不同儒学传统的冲突 。 同时可以看出，余氏既然将宋明与清代儒学分为
“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底蕴截然不同的阶段，那么虽然他一再强调梁、胡的“理学反动说 ”不妥，而钱
穆以理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的说法更合理 ，但就对清代汉宋关系的认识这一点而言，他毋宁是异于钱氏
而同于梁、胡的。
当思想理路下“汉宋之争”的研究步步推进之际，章太炎所提示的政治理路并未被忘却。 侯外庐的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是对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的中国思想学术的宏观考察 。就整体而言，侯氏采用
的是“经济—社会—思想”的思路，即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 ，进而反映到思想界。 不过在清代
汉宋关系这个具体的问题上，他的着眼点在于政治。其最紧要的观点在于下面这段话：
康熙以来……一方面大兴文字之狱，开四库馆求书，命有触忌讳者焚之，他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愚
弄政策，重儒学、崇儒士。这不但表现在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荐举博学鸿词，十八年开明史
馆，而且表现在其指导理论，打击当时新兴的“经世致用”之学，如十二年上谕命编“太极图论 ”，十六年亲
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以及选用大臣多理学名家等等。 然这不是唯一政策，也
不是如梁启超说的“在朝理学与在野汉学形成了一个对峙 ”，反而在康熙时代已经有“图书集成 ”的编纂，
至雍正三年告成，书凡六千一百零九部。……到了乾隆时代，汉学也就大为朝廷所提倡，作为统治工具的
理学的补充。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招集了海内学者三百人入四库馆，编定了闻名的“四库全书 ”，
凡七万九千七十卷。这是所谓“汉学的大本营 ”。 因此，乾隆朝的政策更实行对封建文化笺注与烦琐并
行提倡的指导方针。②
侯氏明确点出了宋、汉二学其实都是官方并行提倡的政策方针 ，不是如梁启超说的“在朝理学与在野
汉学形成了一个对峙”。换言之，汉学之风是官方有意掀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学其实也属在朝，
与宋学并行不悖。侯氏看出的正是前引乾隆上谕里的意图 。但是无论如何，在学术的面向上，汉、宋二学
的确是不同甚至对立的，汉、宋并行势必在思想界引发争论乃至混乱 ，清廷为何要这样做呢？ 侯氏给出的
解释是清廷“拿文化‘开明’的欺骗，冲淡了民族压迫的仇恨 ”。③ 文化“开明 ”的形象或许确可冲淡民族
矛盾，然而为造成此形象竟不惜牺牲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清廷真愿出如此下策吗？ 侯氏的解释终不免
不够完满。

① 余英时：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第 150 页。

②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410 － 411 页。
③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 426 页。针对侯外庐指出的清廷文化政策中的政治手腕问题，美国汉学家 Ｒ． Kent Guy 在其所
著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 － lung Era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提出了不同
意见。据黄克武对此书的评介说： “该书作者盖博坚（ Ｒ． Kent Guy） 认为四库计划并不是一个完全贯彻皇帝旨意的计划，相反地，它是在士
绅、官僚以及皇室之利益的互动情况之下成长，它受到所有力量的形塑，而并非受到任何力量的完全控制（ shaped by all but dominated by
none） 。作者发现在实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受到压迫，而且还积极地利用这个计划来为本身牟利。这本著作间接地修
正了上述视考证为满族压迫之结果的解释，该书显示满人的控制与笼络政策并不足以完全解释新学术风气的源起，而清代政治与学术之
关系也不像过去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单纯而直接，士人学术思想发展有其自主性的一面。”氏著： 《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
之评介》，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 11 期，
1991 年版，第 140 － 154 页，第 145 页。此中“上述”云云，即指侯外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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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侯氏之后，朱维铮教授的研究可谓揭穿了前引乾隆上谕里的秘密 。 在 1987 年出版的《走出中世
纪》中，朱氏指出，发生汉宋之争的原因“在于清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即在于从康熙到乾隆越演越烈的
‘以汉制汉’的政策。他们极力提倡朱熹系统的理学，但 …… 他们的心术并不正当： 自己也不真信的学
说，却强制人们去信仰。这样的复古，除了使‘朱子学’变得更叫人嫌恶，从而引出反效应，能有别的结果
么？”①但作者又注意到，清代统治者在强制人们信仰理学的同时，却又对理学的异端汉学加以褒奖。 因
而在 1988 年的〈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中对“以汉制汉”政策作了更深入的说明：
（ 满洲贵族） 提倡理学只是作为一种统治术，一种把“以夷制夷 ”的传统策略反向运用的“以汉制汉 ”
的特殊手段，并且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手段本身的疑忌和滥用 ，因此他们对于经学的异端，非但难得用权力
给予制裁，反而经常以纵容或者鼓励来显示自己对于奴隶们一视同仁的宽厚 。
清沿明制，把理学尊为承祧道统的学说……可是清朝又放任作为理学对立物的汉学发展，乾隆和他
的子孙甚至承认汉学研究才是真正的学问 。这就使清朝的统治学说史，呈现出术与学双水分流的图景。
思想领域的分裂，对于满族统治者控制汉族士大夫固然很有利 ，但对于构筑遏制种种反现状思潮的堤防 ，
则显然很不利。②
“种种反现状思潮”的出现别是一回事，要之，作者在此已经点出，“思想领域的分裂 ”并不是清廷为
了树立“开明”形象而不得已承受的后果，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清廷处心积虑欲达到的目的，而“开明 ”
形象的树立不过是其手段而已。但至此犹未能尽“以汉制汉 ”政策的底蕴，我们还会问： 为什么清廷一定
要通过“思想领域的分裂”来“以汉制汉”呢？ 为此作者进一步指出，这是满洲贵族“由分裂的文化心态引
导出的分裂的文化政策”，而分裂的文化心态的根源，又在于满洲“君主贵族们唯恐丧失征服民族特权而产
③ 到此为止，
生的不安全感”。 汉宋之争、 满洲贵族的恐惧心态，
清廷的文化政策、 方环环相扣而连成一体。
④

20 世纪 90 年代，张寿安教授在思想学术的理路下率先对“汉宋之争 ”提出了新解释。 她认为汉宋之

争的实质意义是清代汉学发展出来的新义理与宋明理学的旧义理之间的冲突 。 她提出： “乾隆末到道光
初的泛嘉庆时代是清儒新义理的建立时代 。方东树书所谓‘膏唇拭舌，造作飞条，竞相咀嚼 ’以与程朱理
学相抗，指的就是这股力量。……汉宋门户由来已久，为何至此时才显明其对峙之局并有短兵相接之势 ？
答案很明显是： 有了焦点。”⑤从中她又拈出“礼 ”与“理 ”两个概念，认为“礼理争议是 …… 清代汉宋学之
争的思想核心”。⑥ “崇礼思想在嘉道间蔚成风气，并和当时思想界的主流———程朱理学的遵从者，形成
对峙之局。”⑦她关注的“以礼代理”现象虽早有前人提出，⑧ 但在她的笔下才终于得有一个系统的展现。

① 朱维铮： 《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收在氏著： 《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69 页。

② 朱维铮： 《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收在氏著： 《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56、
60 页。
③ 朱维铮： 《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
第 55， 参看朱维铮： 《走出中世纪》所收《走出中世纪———从
54 页。关于满洲贵族的分裂文化心态，
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真理学”、“清官”与康熙》《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诸文。
④ 在朱维铮教授之前， 刘汉屏有《略论〈四库提要〉与《四库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汉宋学之争》一文，也认为听任学界对宋学的攻击其
实是清廷官方有意为之， “清代乾隆时期的汉宋学斗争，以及乾隆皇帝在谕旨中和钦定的《四库全书提要》中攻击宋明理学， 不过是清代统治者
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历史教学》1979 年第 7 期，
页 40 － 44，
引文见第 44 页。
⑤ 张寿安： 《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 121 － 122 页。
⑥ 张寿安： 《以礼代理·原序》，第 8 － 9 页。
⑦ 张寿安： 《以礼代理》，第 118 页。
⑧ 例如钱穆在 1926 年的《国学概论》里就已经说： “（ 戴震） 私淑有凌廷堪，著《复礼》三篇，以‘礼’字代‘理’字。”北京·商务印书
馆，
1997 年，第 290 页。

47
她以礼理争议为“清代汉宋学之争的思想核心”其实尚多有可商。① 不过对汉宋学的研究来说，她此论的
重要性更多的恐怕也并不在她拈出的礼 、理二概念，而在于她明确提出的“清儒新义理 ”。 张丽珠、周积
明两位教授便接受了“清儒新义理”的概念，继续以之来解释“汉宋之争 ”，明确提出“清代义理学中持汉
儒义理与持宋儒义理者之义理对峙 ”方是汉宋之争“更确切的指向内容 ”。 他们并从中归纳出了一系列
的对立议题，远远不限于礼、理二字，比如情欲之辨、义利之辨、理与气、理与欲、义利与王霸等。② 这大致
可说是既有对“汉宋之争”的研究中已经形成影响的最新解释 。
三
综上可见，现代学人对“汉宋之争”从政治或思想角度分别进行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到目前为止，尚
未见到有意识地将此二角度结合起来的考察 。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对清代汉宋问题进行
划分以求得研究的方便，但对于当时的儒者们来说，他们面对的汉宋问题其实是一个整体。 他们不可能
今天单生活在政治的视角中，明天又专用思想学术的眼光来看问题 ； 更不可能为后世的研究者着想，而将
自己对汉宋问题的观察整整齐齐地分成政治与思想的两部分 。因而他们对汉宋问题的论说，本来就不是
纯粹政治性或纯粹思想性的。通常的情况是两个面向交织在一起 ，需要我们谨慎地清理。 举例言之。 张
惠言在他的《周易虞氏义序》里说：
自魏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唐立于学官，而汉世诸儒之说微。…… 宋道士陈抟，以意造为《龙图 》，
其徒刘牧以为《易》之《河图》《洛书》也。河南邵雍，又为《先天》《后天》之图，宋之说《易 》者，翕然宗之，
以至于今，牢不可破。③
据“以至于今，牢不可破”八字看来，似乎当时之说《易》，仍然是宋学的天下。但他在《丁小疋郑氏易
注后定序》里却又说：
方今士以不习郑学为耻，其考郑书者，无虑数十家，而以丁君此书为最善。④
照此说来，当时士人之言《易》固然又是群趋郑玄的汉学了。 这与前面谓“宋之说《易 》者 ”之言至今
“牢不可破”的说法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就和两处的立言背景不同有关：
“以不习郑学为耻”，这多半是指的由少数专业学人构成的学术界的情形； 而“牢不可破 ”云云，则是就整
个读书阶层而言，因为士人为通过科举进身入仕，就不能不埋首于宋学。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自觉到汉
宋问题有两个互相交织的面向，那么张惠言的话就会变得无从理解了 。
既有从政治方面对“汉宋之争”的解释，基本是眼光往上看的，关注的是清廷高层乃至顶层的政策设
计。鉴于此，我们今天在运用政治视角观察“汉宋之争 ”的时候，如果还想别有所获，也许更应该将眼光

① 例如书中第四章以当涂夏炘和夏炯兄弟二人为持“理”的宋学代表，与持“礼”的黄式三争辩，第五章言及“礼”学思想的社会实践
时，又以夏銮、夏炘父子为模范。那么当涂夏氏一面尊程朱之“理”，一面又积极实践“礼”，将此现象放在“礼（ 汉） 理（ 宋） 争议”的框架之
中，岂非莫名其妙（ 夏氏既尊崇“理”又实践“礼”的现象其实已经提示了汉、宋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恐怕不是“理、礼相争”这一类视汉、宋
为截然对立的框架所能完全解释） ？ 仪征刘毓崧尝作《法家出于理官说》谓： “理与礼其道一而已，何必谓学者但言礼不言理！ ”《通义堂文
集》卷 10，载《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1546 册，
2002 年，第 500 下。明白反对凌廷堪的“以礼代理”说。仪征刘氏乃典
型的汉学世家，此中人且作如此议论，表明“以礼代理”并非汉学界的一致意见，那么“礼”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汉”的“思想核心”呢？
晚清的曾国藩倡导“礼”来调和汉宋，但他在思想上又明举程朱的旗帜。程朱的信徒同样可以讲“礼”，那么“理”又在什么意义上可作为
“宋”的“思想核心”呢？
② 张丽珠： 《“汉宋之争”难以调和的根本歧见》，收在《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上册，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03 年，第 235 －
280 页。周积明： 《〈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乾嘉学者的义理学》上册，第 1 － 39 页； 《乾嘉时期的汉宋之“不争”与“相
争”———以《四库全书总目》为观察中心》，载《清史研究》， 2004 年，第 4 期，第 1 － 18 页。引文见《“汉宋之争”难以调和的根本歧见》，《乾
嘉学者的义理学》上册，第 279 页。
③ 张惠言： 《茗柯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38 页。
④ 张惠言： 《茗柯文编》， 第 59 页。

48
往下移，而有别于前贤较多注意高层的统治者 。这样一来也许“政治”的色彩将变得并不太强烈，因而我
更愿意称之为“思想以外”的视角。之所以必须照顾到“思想以外”的问题完全是因为史料内在脉络的逼
使。汪士铎曾感慨其时为学有五难： “好学难、聚书难、身心闲暇难、无汉宋之意见难、求友难。”① 此言表
明如何处理“汉宋之意见”，几乎是当时的求学之士们皆须面对的难题 ，而并非学有所成的汉学家或宋学
家才争论的问题。何佑森教授即在其《清代汉宋之争平议 》中表示： “最令人不解的，有人不读宋五子书
而批评宋学，有人不读《学海堂经解》而批评汉学。”② 这个现象透露的信息与汪士铎之言相似，即大量不
懂“宋学”或“汉学”的人也参与汉宋的争论。这些争论者既然并没有什么“思想”，我们就不得不到“思想
以外”去考察他们的“汉宋之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弥漫一世的汉宋争论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
于这类人的广泛参与才能得以形成 。风气既成，又时时影响生活在这个风气之中对汉宋问题进行严肃思
考与讨论的少数专门学人。③
至于思想视角这一边，应该说，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并不能局限于少数的精英分子，因而从广义上讲，
“思想以外”的“汉宋之争”其实也属于一种思想史的研究，只不过它反映的是一种“一般”状况，看到的是
从当时普通（ 同时也是绝大多数） 儒者身上体现出来的儒学的“普遍 ”状态。 而少数专业学人的“汉宋之
争”则涉及思想史的核心问题，反映着儒学的最新、最前沿的发展。“反理学 ”是梁启超、胡适藉以概括清
代儒学特性的一大范式，影响力至今犹巨。余英时教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此曾提出异议： “如果说整个
清代三百年的思想都从反抗理学而来 ，恐怕也不容易讲得通。我们很难想象，只是反，便可以反出整个清
代一套的学术思想来。”④换言之，清代儒学应该自有它正面建设的意义。此后的清学研究者多接受了余
氏的意见，希望找出清代儒学自身的特性，而不仅仅将它视为一场针对理学的反击战 。
“汉宋之争”是清代思想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与“反理学 ”一说最直接相关的问题。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关注“汉宋之争”的研究者，如张寿安、张丽珠、周积明诸位，都无不想为清代儒学勾勒出其
正面的意义。从此意出发，他们拈出清代儒学的礼、情欲、实践 …… 诸概念，以与宋明理学的理、天理、思
辨……诸概念相对立，认为正是由于清代儒学具有了这些独特的新义理，而同宋明理学的旧义理相互冲
突，“汉宋之争”便由此产生。但有趣的是，细察这种解释，可以发现它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 他们
一方面希望努力发掘清学有意识酝酿出的正面性格 ，而不将之仅视做对理学盲目地反对，但他们在此基
础之上对“汉宋之争”的诠释却又告诉我们，清代儒学的最大特性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反理学 ”。 换言之，
若没有“理学”这个反面作对比，则清学的性格仍旧无从认识。
“汉宋之争”是清代思想史上特有的问题，因此由它可以窥见清代儒学的特性。 如果我们承认清代
儒学自有其独特的正面意义，而不必完全通过“反理学 ”来体现其存在，那么反映显著清学特性的“汉宋

① 汪士铎： 《汪梅村先生集》卷 10《答甘建侯书》，《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1531 册，

2002 年，第 691 页上。
② 何佑森： 《清代汉宋之争平议》，载《文史哲学报》， 1978 年，第 27 期，第 97 页。
③ 其实所谓“思想以外”的视角也已早经前贤采用。朱维铮教授的《汉学与反汉学———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
树的《汉学商兑》》（ 收在氏著： 《中国经学史十讲》，第 125 － 162 页） 和美国汉学家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
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面面观》（ 赵刚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是其中颇具特色的篇章。朱氏的文章细心地清理了方东树等桐城
派文士与汉学家之间的交往轨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相互间的心态，提示研究者注意到“汉”、“宋”间持续不断的争执之下，往往隐藏着许
多并非学术上的原因。艾著则耐心地勾勒了清代学人生活或学术研究的外在环境，以及他们在“思想”以外的一般精神或意识，由此展示
了“思想以外”的种种因素与“思想”本身之间的关系。但不能误会以为艾氏是完全从“思想以外”来解释从理学到朴学的整个过程，事实
上他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尤其是第二章也对思想本身的因素有专门的论述。另外他尚有专文讨论理学到朴学间思想的变化，参看 Ben-
jamin A． Elman： The Unravelling of Neo － Confucianism：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
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年，第 67 － 89 页； “From Value to Fact： The Emergence of Phonology as a Preise Discipline in Late Imperial Chi-
na”，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102，No． 3（ 1982） ，pp． 493 － 500。
④ 余英时： 《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论戴震与章学诚》，第 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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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争”也应当具有与清学本身相关的独特含义 ，而不必完全同“（ 反） 理学”联系在一起。找出“汉宋之争”
（ 及其所反映的清代儒学） 的这一独特意义，也许是此后的研究（ 者） 应该致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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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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