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遺址

石峁遺址
玉人頭，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
地址	陝西省神木縣
分類	古遺址
時代	新石器時代
編號	6-190
認定時間	2006年5月

石峁（maau5）遺址是中國陝西省神木縣境內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遺址位於高家堡鎮石峁村禿尾河北側山峁，在長城南邊十餘公里，黃河西邊二十餘公里。^[1]禿尾河與銅川溝交匯處，地處陝北黃土高原北部邊緣，興建於公元前2300年前後，廢棄於公元前1800年前後。遺址中包含內、外城和「皇城台」，總面積為425萬平方米，為已知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面積最大的城址^[2]，但是沒有任何文字史料記載該遺址。^[1]除此之外，還發掘出房址、墓葬等遺蹟，提供了當時氣候、文化、社會等信息^[3]。石峁是石器時代玉的集大成者^[4]，玉石文化直接源自於良渚文化^[5]。

石峁遺址發現於1976年，2006年入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對城垣遺址的發掘入選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6]。2013年8月，入選10項「世界重大田野考古發現」。^[1]

20世紀20-30年代^[1]，石峁遺址所在地區出土大量玉器，當地的貧苦農民曾經用遺址中發現的玉器換取食物，有過「斗玉易升米」的說法。^[7]1929年，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藏品主任阿爾弗雷德·薩爾莫尼（Alfred Salmony）在北京收購榆林農民售出的一件53.4厘米長的墨玉質「刀形端刃器」，藏於該館，引起了考古和收藏界的重視，後世認為該玉器當出自石峁。^[8]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王煒林估計有4000餘件石峁玉器流失海外^[1]。陝西元陽文化博物館館長高玉書認為，國外有遺址玉器兩三千件， 國內有兩千多件， 神木縣私人收藏家胡文皋擁有數百件。^[1]收藏石峁玉器的機構有：大英博物館、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芝加哥美術館、白鶴美術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陝西歷史博物館、神木縣博物館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1][9]

1976年夏天，西北大學考古系教授戴應新在考察時偶然獲知石峁的信息，於是立即前往考察，遺址自此被發現。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館對石峁遺址進行了小範圍的考古發掘，發現了一部分房址、墓葬和灰坑。此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和神木當地的文物機構多次對遺址進行複查，遺址中的大量玉器、陶器以及石雕人像使得遺址獲得了考古界的廣泛關注。但當時，為了釐清遺址規模、年代及文化背景等問題，2011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機構對石峁遺址進行了區域調查，確定了遺址的範圍。2012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地區文物部門組成聯合考古隊首次確認遺址由相對獨立的「石構城址」、「馬面」和「角樓」組成，是已發現的「中國史前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1][10]。

石峁遺址包含內城和外城。內城中心為「皇城台」，為垂直高差70米的高台，周邊築有護坡石牆，上有宮殿建築基址和池苑遺址。台體東北部為門道，20世紀70年代尚可見石階踏步。與中原和山東龍山文化的夯土城牆不同，石峁遺址的內外城城牆為石砌而成，殘存城牆約3米高。內城面積210萬平方米，依山勢呈東北—西南分佈，現存城牆殘長2公里。外城為將內城東南城牆向東南方向擴築而成，殘長2.84公里，面積425萬平方米。這一面積超過了良渚遺址（300多萬平方米）和陶寺遺址（270萬平方米）等城址，位列同時期已發現城址面積之最^[11]。

外城東門址已經過考古發掘。東門城址附近包含內外瓮城以及夯土墩台、門塾、馬面等城防設施^[11]，馬面、瓮城等均為中國城池中發現的最早實例^[12]。在倒塌的牆體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玉鏟、玉璜等玉器，證實了民間流傳的城牆中藏有玉器的傳說，被認為與辟邪有關。牆基處曾發現數個頭骨坑，坑中發掘出個數不等的年輕女性頭骨，部分有砍斬和灼燒痕跡，因而被認為是人牲。人牲的發現證明，當時的社會已經顯著分化^[3]。外城東門址內還發現近200塊壁畫殘塊，為中國境內出土最多的史前壁畫。壁畫以幾何圖形為主，白灰面為底，使用鐵紅、鐵黃、炭黑、綠土四種顏料繪製而成，且在技法上與漢代及以後的壁畫相類似^[13]。

內城韓家圪旦的一處山峁曾進行發掘，並發現房屋和墓葬遺址。其中的墓葬疊壓於房屋遺址之上，其歷史比房屋晚200年。韓家圪旦發現的房址為窯洞式居室，分為前後兩間，除居住作用外可能同時為玉器加工作坊，房址的一個灰坑中曾經出土過十幾片灼燒過的卜骨^[14]。

而在外城東門附近發掘的一處房址則為韓家圪旦房址面積的3至4倍，據推測應為高等級院落。該房址位於南墩台內側的高阜台地，包含兩座地面房址和兩座窯洞，其中有臥室、起居室和禮儀建築。石砌窯門保存完好^[15]。

韓家圪旦的墓葬遺址規模較大，形制相近，有壁龕和殉人，且有較多的隨葬品。遺址中殉葬者多為年輕女性，雙手反綁，側臥向墓主人。部分墓葬出土了玉管、玉鳥等裝飾品，以及20餘片鴕鳥蛋殼，對於研究史前石峁居民對外交往提供了依據^[16]。

2022年，考古人員在皇城台的頂部西側發現一處高等級墓地。^[17]

考古學者認為，石峁城垣長度達10公里，寬度大於2.5米，依照現有殘高計算，總石量超出了城內人群所能承擔的範圍，因而具備王權的象徵意義，可能為4300年前該區域的統治中心。石峁考古隊也在遺址周圍數十平方公里範圍內發現了十餘座面積幾萬平方米到十幾萬平方米範圍內的同時期小城遺址，印證了石峁遺址的中心地位。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沈長雲結合《史記索隱》和《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認為石峁遺址是屬黃帝部族的地區。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該遺址的年代過於接近傳說中的夏朝，應當為五帝末期的遺址^[12]。而曾任石峁城址考古隊隊長的孫周勇則撰文表示，在沒有獲得內證性材料支持的情況下，不應對遺址作出考古之外的解釋^[11]。

2022年，付巧妹團隊通過大規模線粒體全基因組的分析發現，石峁人群和陝北地區本地較早期人群——仰韶時代晚期廟梁和五莊果墚人群的遺傳聯繫最為緊密，與位於黃河中游晉南地區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遺傳聯繫最密切。相比於中國其他現代人群，石峁人群與現代漢族人群，尤其是和以秦嶺-淮河為界的中國北方漢族人群之間母系遺傳聯繫最緊密。^[18][19]

有學者參考內蒙古鄂爾多斯的朱開溝遺址，認為石峁遺址和朱開溝遺址同屬朱開溝文化，早期為農耕文化。但此後，氣候變得乾冷，距今3000年前後達到頂峰，使得當地族人不得不東遷或南遷^[12]。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城牆中有玉器的傳言，石峁遺址石砌城牆遭到嚴重破壞^[20]。2007年前後，韓家圪旦遺址墓群遭到大規模盜掘^[16]。當地民營採石場對遺蹟和自然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並切斷了內城城牆。農田的深耕和新修墓園也對遺址造成了干擾。對此，文物部門也採取了劃定範圍、整體搬遷、就地搭建場館的保護措施^[6]。在2016年陝西省政府第六次常務會議上決定將按程序頒佈實施《石峁遺址保護規劃（2016年-2030年）》^[21]。

• 陶寺遺址
• 楊官寨遺址
•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