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或称黑陶文化）是中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1928年首次在山东济南的城子崖遗址被发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等于1930年和1931年分两次进行了考古调查。龙山文化因山东济南章丘附近的现代城镇龙山而得名，以其高度磨光的黑陶（或蛋壳陶）而闻名^[1]。

在公元前3千纪期间，龙山文化的人口迅速增加，许多定居点都修筑了夯土墙以加强防御。在约公元前2000年，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开始减少，直至其核心区域发展为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

龙山文化被认为与早期的汉藏语系的华夏文化有关联。根据区域和文化类型，龙山文化可以分为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两类。其中，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包括城子崖遗址，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包括登封王城岗遗址、陶寺遗址和后冈孟庄遗址。

龙山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高超的制陶技艺，包括使用陶轮，制作出薄壁且磨光的黑陶。这种陶器在中国北方广泛分布，并在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也有发现。

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种黑陶仍被视为龙山文化的主要标志，因此所有出土类似陶器的遗址都归入龙山文化。1963年，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其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古代中国考古学》中首次将整个地区描述为“龙山式文化圈”，认为这是由中原核心地区向外扩展形成的相对统一的文化。然而，随着更多新发现的出土，人们认识到区域间的多样性远超以往想象，因此，张光直所谓的“龙山式文化圈”内的许多地方性文化现在被视为独立文化，而“龙山文化”一词仅用于指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例如，长江下游地区的同期文化现被称为良渚文化。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识别出黄河流域内部的多样性，将河南、山西和陕西的区域变体与山东或“经典”龙山文化区分开来。1986年，张光直在其书的第四版中放弃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模式，改为描述区域间相互作用所促成的独特区域文化模式，称之为“中国互动圈”。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严文明提出“龙山时代”一词，用于涵盖新石器时代晚期（前3千纪）该地区的文化，但赋予中原地区主导地位。

龙山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晚期（铜石并用）和青铜器文化的形成期^[2]。

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西部的陕县进行的发掘工作，确定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公元前3000至2600年），这是一个介于仰韶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阶段。少数考古学家认为这一时期与山东晚期大汶口文化同时，应归属为仰韶文化的一部分，但大多数研究者将其描述为河南龙山文化的早期阶段。一些学者主张，晚期大汶口文化应视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早期阶段。

庙底沟二期遗址主要分布于河南中西部、山西南部及陕西渭河流域。这些遗址中发现的工具和陶器相比于前期仰韶文化有了显著改进。农业得到了强化，家畜（如猪、狗、羊和牛）的消费量大幅增加。河南中部庙底沟二期的陶器风格与东部晚期大汶口文化及南部晚期屈家岭文化存在相似之处，表明各地区之间可能存在贸易联系。此外，晚期大汶口文化遗址（公元前3500-2600年）向河南中部和安徽北部的扩展，与海洋最大侵蚀期的时间相吻合。

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的晚期（公元前2600至2000年）与山东经典龙山文化同时期。大多数学者认为，龙山文化的晚期标志着铜石并用时代的开始，时间从公元前2600年持续到公元前2000年。

已经确定了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晚期的几个地方变种，包括河南西部的王湾III、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后冈II、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陶寺，以及位于静河和渭河中游的一些遗址群，这些遗址统称为克星庄II或陕西龙山文化。

随着中国新石器时代人口达到顶峰，定居点的等级体系逐渐形成。在一些地理上受限的区域，例如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河南西部的黄河流域（被中条山和小山限制）以及山东东南部的沿海日照平原，出现了少数几个面积超过200公顷的大型中心。在开放性较强的地区，如山东的其他地区、河南的中原地区以及陕西的渭河流域，地方中心则数量较多，规模较小（一般为20至60公顷），并且相对均匀分布。这些城市与周围的城镇和村庄形成了庞大的网络，表明城市精英能够对农村及其农业财富施加控制。

定居点发展为城市，城市内部明确划分出不同阶级和职业的区域，以及大型的精英住宅和仪式结构。显著的人口增长和日益明显的社会分层表明，龙山文化开始形成竞争的首领制，由世代相传的家族统治，且得到了精英亲属网络的支持。城市的井建技术有所提高，一些大型住宅则通过粘土管道配备了简单的管道系统。山东发现了20个城镇的夯土墙、9个中原地区的城镇以及一个（陶寺）在山西南部，表明这些地区的政治实体之间存在冲突。匕首斧的引入，这是一种纯军事武器，无法用于狩猎，显示出战争的频率加剧。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铜工具、环和铃铛的制造技术日益广泛和熟练，同时出现了一些青铜和黄铜物品，为后来的青铜时代文化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安徽等省。在河南地区发现的陶鬶、磨光黑陶折腹盆、罐形杯、鬼脸足鼎等器物，都显示出受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而河南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譬如方格纹、绳纹等装饰纹样，同样也被山东龙山文化所吸收。

山东龙山文化又称为“典型龙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晚期，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及江苏省淮北地区，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到前2000年。它上承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下续岳石文化。该文化的突出特征是黑陶，尤其是蛋壳黑陶，代表了黑陶技术的最高成就，其标志性器物是蛋壳高柄杯。

山东中部是一个山区，包括泰山（1,545米）及其他几个海拔超过1000米的山峰。龙山文化的定居点分布在这个山体周围的平原上。在北部，分布着四个均匀的有围墙中心，分别是城子崖、丁公、桐林（田旺）和边线王（从西到东），其中最大的城子崖面积仅有20公顷。在丁公遗址发现了一片刻有11个符号的陶片，但学者们对其是否应划归新石器时代存在分歧。

迄今为止，山东发现的最大遗址是两城镇（273公顷）和尧王城（368公顷）。这两个遗址位于东南沿海的日照地区，尧王城距离两城镇约35公里。每个遗址周围都有经济上互联的定居点等级体系，但在两者之间的区域内相对较少定居点，表明它们可能是竞争政权的政治中心。陶器、石器和纺织品的生产普遍存在，还有证据表明生产了发酵饮料以及由玉石和金属制成的奢侈品。由于在这些遗址发现了玉器和实用商品，如石器和陶器，这表明它们也是区域性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中心。在两城镇，种植了稻米、黍子、粟和小麦，其中黍子在种植面积上是最重要的作物，但主要用于动物饲料，而稻米则是人类消费的首选食品。

与其他龙山文化相比，山东龙山文化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不太明显，且暴力似乎较少。山东龙山文化是从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随后被青铜时代的岳石文化所取代。

目前经过发掘的主要遗址包括山东章丘区城子崖、潍坊姚官庄、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日照两城镇、东海峪、诸城呈子、泗水尹家城及江苏徐州高皇庙等。实际上，由于技术限制和交通不便，各地区无法交流，新石器时代的各文化陶器制作几乎都是手工完成，最多是慢轮制作。目前已发现的唯一有能力以快轮制作薄胎陶器的文化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河南龙山文化是指分布在洛阳平原与颍水下游登封、禹县一带的龙山文化，分为王湾三期、后冈二期和造律台三个类型。

后冈二期的龙山文化位于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该龙山子文化的遗址沿该地区的河流密集分布，许多遗址相距不足1公里。有围墙的遗址包括后冈（10公顷）和孟庄（16公顷）。后冈二期以黄河地区最早的水井而闻名，其采用的方法在该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国家中继续使用。

王湾三期的龙山文化位于河南省西部和中部。该地区的遗址数量是仰韶时期的三倍，发展为多中心竞争系统。在王城岗遗址有冶金的证据，尽管可能归因于后来的地层。王湾三期被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的起源；具体而言，位于新砦的70公顷有围墙中心被认为在“类型上直接引导到早期的二里头文化”。

三里桥二期遗址位于河南西部、山西西南部和陕西东部黄河两岸。这一地区的近百个定居点表现出三级定居点等级体系。最大的遗址（小焦口，位于现代三门峡东南10公里）面积为240公顷，而地方中心的面积则在30公顷至70公顷之间。三里桥二期文化的居住类型包括地上和半地下房屋，以及经常用抹灰涂抹的横向挖掘在黄土悬崖中的住宅。

该变体的陶器与客省庄二期的陶器有显著相似之处。

陕西龙山文化或称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泾河、渭河流域。

客省庄二期遗址分布在陕西南部的渭河流域。该地区最大遗址的面积为60公顷，甚至不足该地区最大仰韶时期遗址的一半。此时期的人口下降也受到注意，学者们将其归因于环境变化引发的迁徙。在718个已识别的遗址中，有25个被视为“中型”中心，周围环绕着三级定居点的村落。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

陶寺是中黄河地区最大的龙山文化定居点，面积达300公顷，位于山西南部的林汾盆地。葬俗表明社会结构复杂，至少有三个社会等级。在陶寺晚期，夯土墙被毁坏，出现了暴力和政治动荡的迹象。大约在同一时间，新的大型中心方城（230公顷）在陶寺东南20公里处的冲山另一侧建立。

公元前3千纪末，整个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许多较大的中心被遗弃，这可能与全新世气候最优期结束所导致的环境变化有关。这与在仪式性埋葬中发现的高质量黑陶的消失相呼应。相比之下，河南中部的易河和洛河流域则出现了人口和社会复杂性的快速增长，最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该地区的物质文化显示出持续的发展，经过了以位于其南侧的嵩山为中心的新砦阶段。然而，在陶寺地区，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并没有这样的连续性，表明该地区发生了崩溃，之后从二里头核心区域向外扩张。

黑陶是龙山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与仰韶文化彩陶区分的主要标志。龙山文化的黑陶是在仰韶文化彩陶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制陶工艺。黑陶最初是日常生活器具，但因其薄而易碎，逐渐退出了日常使用。如今，黑陶作为艺术品被人们欣赏。龙山文化的黑陶尤为著名，特点是器表漆黑光亮，器壁薄如蛋壳，据称有些器物的口沿处最薄仅为0.2毫米，因此也被称为“蛋壳黑陶”。^[3]

最主要的作物是黍子，同时还发现了粟、稻和小麦的痕迹。在山东和河南南部有稻米遗存，辽东半岛还发现了小块稻田。出土的考古工具显示当时已有专门用于挖掘、收割和碾磨谷物的工具。

猪是主要的肉类来源。大约在公元前4千纪，羊和山羊在黄土高原地区被驯化，到公元前2800年时已在河南西部出现，并逐步扩散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山东，狗肉也被广泛食用，而牛的地位则相对较低。此外，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小规模的丝绸生产，早期的蚕桑业通过养蚕提供丝绸资源。

在陕西和河南南部发现了用于占卜的牛、猪、羊和鹿的肩胛骨，这些骨骼被加热以供预测。龙山文化晚期，在陕西和中原地区人祭的证据更加普遍。

从社会结构来看，当时已进入父权制社会，私有财产的出现标志着阶级社会的萌芽。此外，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夯土建筑、城墙乃至城堡的遗迹。夯土建筑在文明时期广泛使用，多个遗址中出现的城墙和城堡遗迹表明龙山文化可能已具备早期城市的雏形。

龙山文化中发现的早期文字系统被称为“丁公陶文”。考古学家王恩田与俞伟超等认为丁公陶文属于东夷文字系统，而冯时认为其属于古彝文系统，推测殷商甲骨文中的“人方”以及西周所称的东夷可能是彝族族群^[4]。李象润、李浴洋等学者则认为丁公陶文属于古汉字系统^[5][6]。

傅斯年在二战前提出夷夏东西说，认为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分别属于夏、夷两个不同的文化族群，认为彩陶和黑陶的差异源于地域不同。然而，1959年在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的考古调查显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主要差异在于时间层位。虽然已知两者存在时期差异，但傅斯年所言的黄河中游和山东地区各自形成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以及不同区域群体的存在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顾颉刚认为，龙山黑陶文化的创造者是居住在商人东方的鸟夷^[7]。

龙山文化位于大陆亚洲，是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其他文化并存的文化之一，包括长江文化、亚述文化、古代东北亚人群、塔里木木乃伊、奥库涅夫文化、埃及中王国等。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对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存在不同观点：西方起源说与本土起源说。西方起源说的代表之一是J.G. 安德森（1874-1960），他于1921年在河南省的仰韶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他认为，仰韶彩陶起源于西方，与中亚的阿纳乌和东欧的特里皮利亚文化有联系。由于这一观点存在诸多缺陷，学术界早已抛弃。

龙山文化时期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青铜器的使用、大量城市遗址的出现以及薄壁黑陶和快速轮制陶技术的广泛应用表明，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中贫富的两极分化，从而出现了阶级对立。

龙山文化中有一些身材特别高大的人，被称为“龙山巨人”。从山东出土的一些龙山文化男性样本的身高在180厘米到190厘米之间，成为世界上任何新石器时代人群中身材最高的。现代山东居民是中国各省中最高的群体。目前发现的最高的龙山文化个体是一名身高193厘米、年龄约为16至18岁的男性，来自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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