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

虎門銷煙是指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時，清政府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州查禁鴉片的歷史事件，旨在禁絕鴉片貿易以遏制白銀外流^[1]:176-181。由於清廷之煙禁忽嚴忽弛，又貿然採取禁錮英使與英商的強硬手段勒令繳出鴉片，觸及了英方的根本利益和外交底線，被視爲鴉片戰爭的導火索^[2]:100。

清朝一口通商令中外的邦交與貿易隔絕，英國曾多次遣使訪華請求通商不果^[2]:100。結果，18世紀的中英貿易嚴重失衡，大量白銀流入中國^[1]:165。由於中國民間早有吸食鴉片的習慣，以英國商人爲首的洋商發現鴉片在中國大有銷路，便向中國輸入鴉片，以扭轉英國對華貿易赤字^[1]:165-169。鴉片的不斷輸入導致中國白銀不斷外流，清政府出現財政困難^[1]:169-170。1838年底，道光帝決定嚴禁鴉片，派林則徐前往廣州查禁鴉片^[1]:176。

1839年3月，林則徐抵粵後，一方面武力封鎖外國商館、強制外商交出鴉片並簽署保證書，一方面拘拿中國的鴉片販子與吸食者、收繳民間烟具^[1]:176-179。6月3日，道光皇帝命令林则徐集中在廣州虎門（現為东莞中的一部分之中），邀請了各界大人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

中華民國政府（台灣）後來將虎门銷菸的開始日期6月3日定為禁菸節^[3]，戒菸專線號碼也由63組成^[4]。

清初實行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四口通商」^[5]，尤以廣州最爲繁盛，但當地有諸多陳規陋習和腐敗橫行、敲詐勒索的現象，故英國商人希望在更北尋求在較偏北的口岸開展商務^[1]:137-138尤其注意寧波^[6]:36。1755年（乾隆二十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通曉華語的洪任輝（James Flint）前往寧波，諸事進展順利^[6]:36。但朝廷擔心商船北上會助長外人與內地奸民勾結^[1]:138，乾隆帝遂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以海防重地規範外商活動為理由，通知洋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7]，稱爲「一口通商」。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輝攜同預先準備好的呈文，直接前往大沽，上北京申訴^[6]:36，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並指控广州海关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保商制度多弊^[6]:36-37。乾隆皇帝以洪任輝「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罪名，將其圈禁在澳門三年^[8][6]:37。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清政府對貿易採取更嚴格的限制，把對外貿易城市限於广州一口，並且規定外商來華買賣都必須通過廣州十三行的「行商」之手^[9]:6，實行公行制度壟斷對外貿易^[1]:140。此後，廣州貿易體系對於外商的限制更嚴，勒索更重，令外商更爲不滿^[6]:37。此外，行商税吏巧立名目，額外費用多達60多種，引起外商不滿^[10]。至此兩廣總督再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事，主要用意在於制止外人與人民往來，包括嚴禁外商在廣州過冬、外商必須居於商館等^[6]:37，後來又規定外人不得坐轎、不得學習中文，外國婦女不得進入廣州等^[1]:148；加上「一口通商」令原本產於江蘇、浙江、福建等地的生絲和茶葉全須運往廣州，造成運輸費用劇增和茶葉變質的問題，這都讓外商更爲不滿^[11]。

洪任輝事件發生以後，廣州外商所受的壓迫更甚，糾紛更多^[12]:38；1784年「赫符斯號(Lady Hughes)」炮手處死案使得外國人的不安全感達到頂點，也加劇了其對廣州貿易體系的普遍不滿情緒^{[1]:151[6]:38}。當時英國人以爲，在華通商所遇到的困難都只是廣州地方官吏所致，如果能讓中國皇帝知道，他必定願意改革^[12]:5。英國分別在1792年和1816年派出馬戛爾尼使團和阿美士德使團訪華，旨在擴大與中國的貿易並建立外交關係，但都因覲見禮儀問題與清廷發生糾紛，使團所有的通商請求都遭到拒絕^{[6]:39-40[1]:153-163}。

當時中國自視為天朝上國（宗主國），視外國為蠻夷（藩屬國），認爲洋人到來都是傾心慕化和納貢稱臣^[13]；其時中國不承認他國的平等地位，把來華的西洋人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外人到來必須尊中國為上國並以藩屬自居。當時中國認爲沒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無「外交」的觀念，對外只有「剿夷」和「撫夷」兩種政策，這個體統和儀式問題就成爲邦交的大阻礙^[12]:2。

1832年（道光十二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1]:170[14]。次年，英国国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William J. Napier）为驻华商务正监督，左右副監督各一人^[6]:44。這個事件標誌著中英關係已發生根本性變化，「英國政府」替代了「東印度公司」與中國交往，官方關係替代了非官方關係^[1]:171。然而，中國人絲毫未能理解這一變化的政治含義，也沒有做任何準備來應付這一新形勢^[1]:171。

1834年律勞卑抵華，發了一封平行公函給時任两广总督卢坤，要求建立平等的中英外交關係^[15]:531。但盧坤視此舉為大逆不道，認爲即使是英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16]:24，拒絕接受信函和直接會面，呼籲律勞卑遵守舊制，並要求他立即返回澳門^[15]:531；但律勞卑不服，堅持要求平等待遇^[16]:24。這令中英雙方就公函「平行款式」問題僵持不下^[6]:45。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國商馆，撤走所有清朝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食物、水和藥物。律勞卑立即召集兵船駛入內河，炮轟虎門炮台，盧坤亦調兵增防^[6]:45-46。後來英商不願貿易長久停止，與公行達成和解；律劳卑及兵船離開黃埔，中英貿易隨之恢復，雙方爭執暫告一段落^[6]:46。

律勞卑在廣州時已染重病，回到澳門後病逝；此後兩年，繼任駐華商務正監督的德庇時(John F. Davis)和乔治·罗宾逊（英语：George Robinson, 1st Marquess of Ripon）(George Robinson)都採取消極的靜默政策；當時英國內閣改組，亦主張以和協的方式改進對華關係；廣州的英商不滿，聯名上書，請求派遣全權代表率領船艦，要求撤懲盧坤，賠償損失，加開口岸^[6]:46。

1836年（道光十六年），巴麥尊重掌外部，副監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力請積極行動，巴麥尊隨即派他為正監督，一稱領事^[6]:46-47。義律試圖與廣州當局接觸，放棄過去兩年的靜默政策，照舊經過行商，具稟兩廣總督鄧廷楨，請求前往省城，管治英國商賈、船夫；經鄧廷楨奏准，1837年（道光十七年）4月，義律到達廣州，鄧廷楨拒絕與他直接往來，巴麥尊又訓令他不准提稟，不許由行商代轉，他只好返回澳門；此時鴉片停運問題漸趨嚴重，次年英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倫(Sir F. Maitland)奉命前往廣東，義律再到廣州，改向鄧廷楨投遞書信，請他與馬他倫互相以「平行格式」致函，但遭鄧廷楨原封駁回^[6]:47。

同年，有十多名中國水手在新加坡海面遇險，被英人救起，義律希望藉此促進與中國的關係，便通知鄧廷楨，稱這可促進「兩國間」既存的「和平與友好的關係」；鄧廷楨甚為震驚，認為「蕞爾小邦」不可與「天朝上國」相提並論，如何能有「和平與友好的關係」^[17]？至此，中英兩國就彼此外交觀念的分歧，相持不下^[6]:47。

十八世紀，貿易順差的有利地位嚴重偏向中國一邊^{[1]:165[18]:282}，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白銀不斷地從印度、英國和美國流入中國^[19]:2。當時中國對英國的輸出首為茶葉，次為絲綢、土布、瓷器^[6]:47。十八世紀，飲茶成爲英國的一種國民風尚，英國人對茶葉的需求非常大^[1]:146 ，需求量增長非常迅速^[19]:4。

自從法國皇帝拿破侖一世敗亡和工業革命之後，英國已晉身為工業大國^[20]。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後，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中國剛好符合此條件^[18]:282。英國早期對華輸出的貨物，包括毛織品、金屬、鐘錶、玻璃，以及來自印度的棉花、棉織品；然而，在男耕女織的中國農村經濟自給的情況下，英國商品在中國缺乏市場^[6]:47。故此，英商要交易茶葉唯有用白銀購買^[6]:47。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至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十八世紀前期，英國輸入中國的貨值，經常不及進口白銀的十分之一；在歐洲盛行重商主義、重視現金的時代，英人認爲這是國家的巨大損失^[6]:47。

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中國則以白银作為貨幣，由於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英國利潤受損巨大；稅率方面，中國對英國进口货物需要抽20%的稅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許多不可预估的费用，英國爲此大爲不滿^[18]:282。此外，十八世紀中葉起，爲了擴大對華貿易，外商開始向中國行商放高利貸，部分行商借貸過多而無力償還，令「商欠」事件頻頻發生，欠款數額越來越大，引起英商強烈不滿而發生糾紛，令中英矛盾更爲尖銳^[15]:530-531。

英國政府和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對華貿易之時，並不支持販賣鴉片，認為有損國家的體面^[21]。但由於18世紀的廣州貿易順差嚴重偏向中國一邊，大量白銀流入中國^[1]:165。當時不論中外的經濟學家都認爲金銀的輸出對國家有害，各國都想方設法增加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口；在華外商經過多年的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12]:7。

鸦片在明朝時稱為烏香、鴉片或阿芙蓉，南洋諸國以其為貢品，市鎮亦有貨賣，價值與黃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來廣東後，輸入漸漸增加^[6]:47。16世紀晚年（明中葉），海關開始徵稅，列入藥材項下，與自菲律賓傳入之煙草混合吸食^[6]:47。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1]:165。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中国开始出现吸食鸦片的记载，据称当时在台湾一些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1]:165-166[22]}。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鑲竹為管，就燈吸食其煙，不數年流行各省，甚至開館賣煙」；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以鴉片淫蕩傷人，予以禁止，但所指為煙草與鴉片合製之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6]:47。

十八世紀，英國商人發現鴉片在中國大有銷路，遂全力以赴^[6]:47。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同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1]:166。東印度公司獲得印度鴉片的專賣權後，鼓勵栽種，管轄鴉片的運輸和銷售；當時中國每年進口鴉片四千餘箱，漸增至六千餘箱，每箱售價自140銀兩上漲至350銀兩^[6]:48。鴉片貿易的豐厚利潤吸引了幾乎所有的外國商人，當中英國私家商號「怡和洋行」是最主要的鴉片貿易商^[1]:168。

由於清朝政府不許在陸地上買賣鴉片，也不准將鴉片存於澳門，於是英商就把鴉片倉庫設在船上，名為「躉船」，停泊在伶仃洋至台灣的周邊海域，讓走私鴉片者接貨立券，憑券使可在廣州取錢^[23]，1837年一月加爾各答的報紙《英國人》如此報導^[24]：

「在這裡停留的各種大小不同的船隻，有些是躉船，所載的主要貨物是鴉片，這些船隻多年就沒有移動，……自早至晚，走私船只從這些躉船上運走鴉片，來往不斷。……走到鴉片船上，到處都可以看到一個活潑的、發財的、買賣的氣象。在甲板的一邊堆著巴特那和貝拿勒斯鴉片，另一邊又堆著摩臘婆鴉片，……你再舉目一看，又可看到在船尾上，二千元一箱的洋銀，不知多少箱，也有箱子裡裝著紋銀的。……當你看到這船上這些財富充斥的象征，而且這些錢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不注意地分散著，你便對這部貿易的規模之宏大、價值之重要，得有很深的印象了。」

中國的煙民從富家子弟逐漸擴展到各色人等，加上吸食鴉片會導致成癮，故煙民不惜一切代價購買鴉片；由於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日益增長，鴉片貿易的豐厚利潤吸引了幾乎所有的外國商人^[1]:168。結果，鴉片的持續流入引發了白銀的不斷外流^[1]:169。清代的法定貨幣是銅錢，為民間所通用，國家的收支則以白銀爲準，人民納稅需按照銀價以銅錢繳抵；中國的白銀產量不多，供不應求，銀價有漲無回^[6]:49；加上鴉片進口激增，白銀逐年外漏，無異於火上澆油，銀荒日益加劇^[6]:49。

19世紀30年代中後期，「漏銀」的情況最爲嚴重，亦影響了中國市面上白銀與銅錢之間的兌換率^[1]:169；1740年時，1兩銀換800文銅錢，而到1828年時，1兩銀值2,500至2,600文銅錢，清政府爲此增加了鑄造銅錢的數量^[1]:169。由於銀價上漲、銅錢貶值，意味著農民賦稅加重，但國家收入卻毫未增加，引起道光帝的關注，命令官員尋找原因，始發現是鴉片走私引起了大量白銀外流，鴉片貿易至此引起清政府的嚴重關切^[16]:36。

中國鴉片輸入與白銀輸出關係表^[12]:10

年份	鴉片輸入 （箱）	白銀輸出 （銀元）
1800-1809	39,691	51,339,100
1810-1819	74,135	95,288,153
1820-1829	180,169	211,089,961
1830-1839	344,124	243,958,005

道光年間，朝廷幾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販運鴉片，但這反而激起了空前活躍的走私活動^[16]:36。實踐證明，嚴厲執法並不能遏制鴉片走私^[25]，因爲貪官污吏憑藉禁煙的法令來收受洋商賄賂，「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12]:7[26]:99}。有見及此，廣州著名書院學海堂有班讀書人主張取消煙禁，一面加重關稅，一面提倡種植，以國貨抵抗洋貨，杜絕鴉片走私^{[12]:7-8[1]:174}。至此，清廷內部出現了「弛禁」與「嚴禁」的爭論^[15]:528。

弛禁派的理論在道光十四、十五年時頗爲得勢，但一直沒有官員敢公開提倡此法^[12]:8。直到1836年6月10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奏主張弛禁，指出鴉片禁令愈嚴、流弊愈大^[15]:528。他表示，白銀外流問題是禁煙令抬高煙價、刺激走私活動所致，而腐敗的吏治與暴利的誘惑使得走私活動無法禁止^[16]:37。故此他主張：

1. 允許鴉片合法進口並按藥材價格徵收關稅，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白銀購買，藉此降低煙價並防止白銀外流；
2. 禁止官吏、兵丁和讀書人吸食鴉片，其他平民則不禁止；
3. 允許中國內地種植鴉片，令外商無利可圖，不再販運鴉片來華。^[16]:38

對於許乃濟的奏議，官員看法各異，如兩廣總督鄧廷楨表示支持弛禁，禮部侍郎朱嶟則反對^[15]:529。外商總體上對弛禁的可能性感到興奮，但也有部分鴉片走私商人例外，如查頓便説：「就我們關注的利益而言，我不認爲這個（弛禁）計劃有什麼好處。^[1]:174」

1836年11月12日（道光十六年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上奏反對弛禁派的主張，其奏折節錄如下：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藉口，而其尤為因循遷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雖日禁兵丁，而終無淨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27]。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書道光帝^[9]:9，奏折節錄如下：

「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人民、道士、隨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至二千餘萬两。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两。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忧，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

——《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28]

黃爵滋提出「重治吸食」的嚴禁政策，內容包括：給予煙民一年時間戒煙，逾期不戒煙者處死；本人處死以外，其子孫不得參加科舉，剝奪政治權利；並發動百姓互相監督和舉報，知情不報者法辦^[29]。這封奏摺上奏以後，道光帝命令各省督撫討論，他們雖然未公開地反對黃爵滋，但都覺得他的辦法太過激烈，認爲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販賣者則害許多人，故此販賣之罪重於吸食之罪^[12]:9。唯獨湖廣總督林則徐完全贊成黃爵滋的主張，他进言道光帝：

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6]:52

林則徐提出了六點方案，包括銷毀煙槍煙具、在限期內改造煙民、懲治本國鴉片商販和吸食者等。他在自己的湖北和湖南轄區成功實施了這項方案，查沒了5,500桿煙槍和12,000兩鴉片；道光皇帝對林則徐的言辭和成就印象深刻^[1]:176，認為禁煙並非不可行，於是革除吸食鴉片的慶親王奕竇、輔國公溥喜之爵位，又將弛禁派的許乃濟品位降級^[30]。1838年12月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道光帝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煙条例》，在當月的8天之內召見林則徐8次^[31]，賜予林則徐紫禁城騎馬之殊榮，授以钦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件，節制水師，清查鴉片來源的重任^[6]:52。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史稱虎門銷煙。

當早前清廷官員仍在爭論弛禁與嚴禁之時，鄧廷楨已於1836年2月署理兩廣總督一職^[1]:175。他勒令鴉片洋商在限期內離開廣州，並毫不寬容地緝拿中國的鴉片販賣者和吸食者，到1837年底，成功搗毀了廣州口外所有的走私網絡，令廣州鴉片價格暴跌^[1]:175。1838年12月，已有2,000名中國鴉片商和烟民被拘禁，且每天都有烟民被處決；英商查頓報告說，這位總督大人一直在「殘忍地拘拿、審訊並吊死這些可憐的家伙……我們還從未見過如此嚴厲、如此普遍的迫害」^[1]:175。那年年底，外國走私船已絕跡，廣州的鴉片貿易已完全清除。鴉片貿易的停滯，對英國商人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1]:176。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抵達廣州。林則徐首先參觀越華書院，並題了一對對聯^[14]：

“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無欲則剛。

”

林則徐召集粵秀書院、越華書院、羊城書院三大書院六百四十五學子入貢院「考試」。這次名為考試，實為問卷調查，試題四道：

1. 鴉片集散地及經營者姓名；
2. 零售商；
3. 過去禁煙弊端；
4. 禁絕之法。

自此林則徐掌握了所有煙商、貪官污吏之名單^[21]。他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兩人合作，加緊暗訪密查，嚴拿煙販^[32]。

初到廣州之時，林則徐寫了兩則給維多利亞女王的書信，詞句近乎威脅^{[6]:57[1]:177}。其節錄如下：

弼教明刑，古今通義，別國人到英國貿易，尚須遵守法度，況天朝乎？今定華民之例，賣鴉片者死，食者亦死。試思夷人無鴉片帶來，則華人何由轉賣？何由吸食？是奸夷實陷人於死，豈能獨予以生？彼害人一命，尚須以命抵之，況鴉片之害人，豈止一命已乎？

林則徐在信中質問女王明知鴉片有害，在國土上包括倫敦、蘇格蘭和愛爾蘭等地不產鴉片，嚴禁國民吸食（注：英国严禁鸦片吸食要到1912年的鸦片公约通过为止，所以此处不符合事实，抽非藥用鴉片歐洲確實不受歡迎，但此時藥用鴉片業仍相當興盛），但卻在其管轄的印度種植生產鴉片，批准國民在中國進行鴉片貿易；他要求女王去除印度的鴉片，並通知女王中國已經通過《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全面禁煙，使英國國民放棄鴉片貿易^[36]。但這兩封信最終并未交到女王手中^[1]:177。

3月18日，林則徐向外商發出收繳鴉片的命令，限3天之內將其躉船上所有鴉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繳則封艙封港，又要求外商出具保證書，承諾今後不再販運鴉片來華，否則「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32]，他聲稱法在必行，「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6]:53；另一道係給行商，責令三日內繳煙和出具保證書^[6]:53-54。林則徐同時提出，每箱呈繳的鴉片將獲五斤茶葉的獎勵，但他從未提及金錢賠償^[1]:178[37]。

洋商起初以爲，林則徐只是普通官吏，表面上大講禮義廉恥，實際上只是爲了講價^[12]:11，認爲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結^[6]:54。3月21日繳煙期限届滿，外商同意交出鴉片1,037箱，但林則徐認爲太少，拒不接受^[6]:54，並逮捕了兩名公行總商^[1]:178。3月22日，林則徐下令逮捕英國大鴉片商人顛地^[32]，威脅顛地向官府自首，否則將兩名公行總商斬首^[1]:178。於是鄧廷楨下令封鎖廣州海岸，圍困十三行，顛地意圖逃走，被鄧廷楨活捉^[14]。

時任英國政府代表、駐華商務總督義律得知消息，於3月23日自澳門啓程趕往廣州商館^[1]:178。3月24日，林則徐下令中斷貿易，撤走英國商館中的華人買辦和僕役；當日義律抵達廣州商館，當晚林則徐派兵封館，義律與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館裡^[6]:54。此後，軟禁長達六個星期，因行商偷送糧食而未有斷糧^[1]:178。根據後來中英共同簽訂的《南京條約》的記載，林則徐將英人強留此處，「嚇以死罪，索出鴉片以為贖命」（因此，清政府賠償洋銀六百萬元償補原價）。

3月27日，義律屈服，直接向林則徐具稟，願將英國人經手鴉片悉數清繳，擔保將交出鴉片共20,283箱^[6]:54。同日，義律以英國政府的身分發佈了一條佈告，讓所有英商將鴉片交給他轉繳林則徐，宣布英國政府會賠償他們的損失^[38]。由於義律的這份宣言，鴉片的所有權易手了——從商人的私有財產變成英國政府的公有財產^[1]:179。對此，英國大商人馬地臣(Matheson)形容：

“

中國人已落入了使他們自己直接面對女王陛下的圈套。[1]:179

”

1839年4月11日（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則徐、鄧廷楨及廣東海關監督豫坤乘船到達虎門^[39]，會同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驗收鴉片。煙販在沙角缴煙，並在路易莎號簽發收據。

義律命副領事趕赴伶仃洋召集英國煙商，與4月12日開始收繳鴉片^[6]:54。5月18日時，義律實際已交出了21,306箱鴉片^[1]:179。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40]。林則徐請示過道光帝之後，在虎門挖了三個大坑（每個長150英尺、寬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實行銷燬，歷時22日。在銷毀期間，美國船長、商人、教士亦到場參觀，道光帝說是「大快人心」^[6]:54。美國漢學傳教士衛三畏指“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41]

林則徐本想將鴉片運回京師銷毀，不過御史鄧瀛認為為防鴉片被偷偷換掉，就地銷毀更好，道光帝同意。林則徐決定於虎門公開銷煙，接下來林則徐就要找出銷毀鴉片的方法。林則徐曾使用傳統銷毀鴉片「煙土拌桐油硝煙法」（是銷煙初期使用的傳統方法，首先在虎門挖一條地溝後，將煙土拌入桐油，在倒入溝中，點火焚燒），但是由于融化的煙土會滲入地表，犯了毒癮的百姓掘取長溝之土，仍可吸到一些鴉片，成效不彰^[42]；於是林則徐找出第二種方法「海水浸化法」^[14]。

海水浸化法的辦法是在海邊挑挖兩池，池底鋪石，為防鴉片滲漏，四周釘板，再挖一水溝。將鹽水倒入水溝，流入池中。接著把煙土割成四瓣，掉入鹽水，泡浸半日，再投入石灰，石灰遇水便沸，煙土溶解。各工作人員拿木耙不停在池中搞拌，務求煙土完全溶入水中。待退潮時，把池水送出大洋，並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涓滴^[43]。總共花了二十三天，才徹底銷毀，而當時被命令巡守、查看銷毀鸦片的官員，經過時也都因惡臭而掩鼻皺眉，有的甚至因此中毒病倒。博羅縣典史陳熔在巡視過程中大呼「好臭」，而後竟晕厥在地，兩天後就過世了。

6月2日（四月二十一日），即虎门销烟前一天，林公寫文祭海，文说：

“

倘波臣之夙戒无闻，恐水族之豫防莫及。本除害马，岂任殃鱼，比諸毒矢強弓，會須暫徙，庶使殲鱗凡介，勿損滋生。……尤赖明神昭示冥威，永祛妖物，驯彼犬羊之性，俾识撑梨；杜其蜂趸之萌，专输嫁布。

”

當天日記裡又說：「以日內消化鴉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暫徙，以避其毒也。」

6月3日，虎門銷煙正式開始，虎門搭起了一座禮台，前面掛著一面黃綾長幡，上書「欽差大臣奉旨查辦廣東海口事務大臣節制水陸各營總督部堂林」，廣東各高級官員全部出席。由於銷煙是公開參觀的，加上是端午節前後，因此人們紛紛前往虎門淺灘^[32]。另外，不販鴉片的外商、領事、外國記者、傳教士等等，都專程由澳門或其他地方前來參觀，當中無一是英國人，以抗議清廷對英國人財產施加壓迫^[14]。

當中有帶同家眷之不販鴉片的美商C·W·金、傳教士裨治文、商船船長弁遜等十人，不信林則徐有辦法把所有鴉片完整銷毀，於是前來實地考證。林則徐乾脆給他們進入池邊，讓外國觀察員直接詳看銷煙方法，沿途講解。待觀看全部過程、反復考察後，皆心悅誠服，向林則徐脫帽致敬^[43]。事後，傳教士裨治文在任職的《中國叢報》中記述：

“

我們已經反復檢查銷化過程的一部分，他們在整個工作進行時的細心和忠實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會比執行這項任務更加忠實的了[44]。

”

此外，《澳門月報》、《季度評論》、《新加坡自由新聞》、《廣州紀時報》等外國人報紙皆大編幅連續報導虎門銷煙，而且得到與鴉片貿易無關的外國人支持及肯定^[45][46]。英國本土方面也因此事件而物價增漲，尤其是大米、絲綢和銀^[47]。

澳葡政府亦對查禁鴉片一事相當合作，葡萄牙商人全部承諾不販鴉片，並歡迎林則徐親臨查辦。林則徐於是發表聲明，不但葡萄牙商人可以正常貿易，往中國貿易時更會得到保護，絕不被人欺凌^[14]。

從四月廿二至五月十日（1839年6月20日）當中，共銷毀兩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斤鴉片，其中少數鴉片運送京師作樣本，然後銷毀^[23]。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清廷欲將林則徐調任兩江總督，但林則徐拒絕，他認爲雖然銷毀了已到的鴉片，但今後仍可陸續有來^[12]:12。林則徐堅持要求英商出具「甘結」（即保證書）承諾以後不再走私鴉片來華，違者「貨盡沒官，人即正法」^[1]:178-180。他堅持具結要求是因爲他知道洋人講求信義和契約精神，正如他早前向洋商發出的繳煙諭帖所指：

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聞該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諭，已來者盡數呈繳，未來者斷絕不來，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

——《諭各國夷人呈繳煙土稿》，1839年3月18日

但是，義律和英商則堅決抵制這一要求，認爲清政府「人即正法」不經審訊即處死違約者與國際法相悖，不可接受^[48]；加上由於走私鴉片的躉船根本無須進口，故義律向林則徐指出，具結的死刑威脅無法震懾在外洋賣貨的躉船主，應設法根除此弊；林則徐的友人魏源認爲義律的建議合理，是和平解決雙方分歧的契機^[16]:51。但林則徐「嚴駁不許」，僵局至此形成^[16]:51-52。

5月24日，結束軟禁的義律和全體英國人前往澳門，沒有接受林則徐的具結要求。義律敦促英國政府對中國採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商人們也呼籲國會採取步驟，以兌現義律對被收繳鴉片作出賠償的保證^[1]: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