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架丨蒋建国：报刊阅读史的守望者

《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

第一卷 晚清时期（1815-1911）

蒋建国 著

《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

第二卷 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

许高勇 蒋建国 著

《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

第三卷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

蒋建国 著

与《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作者蒋建国对谈，以“人”为核心，寻找历史上真实的读者，成为研究报刊阅读史的关键。

“整整20年。这套丛书从‘动工’到出版，历时20年。”《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作者蒋建国教授说。

获得历史学博士之后，2005年，蒋建国申请到人大新闻学院师从方汉奇先生进行博士后研究，以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的报刊史料为研究基础，继续研究报刊广告与消费文化问题，从历史学转向新闻学，之后，“新闻史研究者”的标签便一直与蒋建国形影不离。

在过往的报刊史研究中，学者们大多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因袭旧途，难有突破。蒋建国认为报刊阅读史是一个值得突破的新领域。

在近代新闻传播史的已有成果中，关于报刊、报人的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读者作为新闻的消费者和报刊价值的实现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读者的阅读实践，报刊的价值和意义就无从实现。

2004年之后，蒋建国便注意收集和积累了不少报刊阅读史料，至2009年，他进入了一个学术空档期。他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报刊阅读史领域，在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晚清日记、杂记、书信、年谱和报刊影印本，在史料中发现了了各类关于文人读报的记载，进一步确立了“晚清报刊阅读史”这一主题。

阅读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是谁在读报，读了什么，没有读者本位意识，就很难揭橥阅读的价值和意义。

谈到这本书写作的缘起，蒋建国认为，报刊再好，如果没有读者阅读，那就没有意义。报刊阅读史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发现人、理解人、观察人。从人的角度去理解新闻、观察社会，没有人的存在，就是一个自然社会。

以“人”为核心，寻找历史上真实的读者，成为研究报刊阅读史的关键。如同一名猎手，蒋建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找有关读报人的阅读经历。

一套几百万字的文人日记，当中也许只有一二条关于读报的线索和记录，在晚清民国的大量稿抄本日记中，不少日记作者手写的字迹难以辨认，有时，仅辨识和校核一个字便花去半天的功夫。

在几千种日记中穿插、链接、缝合各种零散史料，极为艰辛，但他乐在其中。

在《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的第一卷 晚清时期对《时报》的考察中，蒋建国发现，松江府一位名叫张锡恭的举人于1886年赴京参加会试，道经天津时，他与友人一同散步，之后还拜访了李鸿章。五月一日，他写了一封家书，“午后偕谱桐散步至紫竹林，乃楚宇也。阅《时报》”。第二天，“往拜李中堂，周观察、金观察”。

张锡恭在天津与友人散步，偶阅《时报》，虽是不经意的记载，却表明他是《时报》阅读史上一位真实的读者。而之前学界流行的《时报》创办于1886年10月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此类不经意间的发现，往往令他喜出望外。

在搜寻史料的过程中，蒋建国抚摸不少日记作者留下的文字，与逝去的读者“对话”，追寻他们的所思所想，将他们的阅读历程置于阅读史研究当中，让他们在具体的阅读场景中“登场”，“再现”新闻的细枝末节，揭示阅读过程中幽微曲折的情感变化，便是报刊阅读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蒋建国于1970年出生在湖南东安县一个偏僻的村落，在1996年以前，村里一直没有通电通路。

在小学读书期间，邮递员大约一周左右来村里送一次报刊和信件，这是新闻进入村里最重要的渠道。一张张报纸，一本本小人书，为他此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之后，无论是求学期间还是工作以后，蒋建国对报刊有着特殊的感情，读报刊也成为他重要的生活方式。

从童年对书报的痴迷，到近20年来对阅读史的关注，在蒋建国看来，阅读本身也是诠释生命的方式。阅读自我与自我阅读，是“重访”生活世界的重要内容，“重演”个体历史的重要方式。

“从事报刊阅读史研究必须耐得住寂寞，甘于冷板凳，要听从内心的呼唤，需要发自真心地喜欢它。”在漫长的史料搜寻和写作过程中，蒋建国常常想起王韬的为文意境。“独坐雨窗，殊觉恅愺”。埋首于故纸堆中，在浩瀚的史料中不断挖掘报刊阅读的点滴，集腋成裘。

在枯寂中坚守，也难免对研究的价值感到困惑。谈到对著书立说的期许，他说，正如王韬在日记中感慨的一样：“亦思数百年后空名岂泽枯骨哉？而况未必传也，吁，悲已！”。王韬虽然在早年写下了如此“悲观”的文字，但王韬生前依然留下了四十几本著作。儒家所言“三不朽”，“立言”是漫长的历程，传统知识分子也是在不断怀疑，又在不断肯定的过程当中，实现自我价值。选择从事冷门的阅读史研究，在遇到各种诱惑和困难时，就必须保持内心的定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阅读产生知识，知识催生信仰，这是我一生读书的感悟，也是我研究阅读史的总结。

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从某种程度上看，新闻是交往的“注释”，正如费孝通所言，“传统社会里没有新闻，不需要新闻，也害怕新闻。一个人从生到死，有着一定的安排；有问题时，找个老年人问问，经验是最可靠的咨询者。传说、经典是生活的指南。一切成为新闻的也必然是离经违道的事故，正经的人应当充耳不闻。”

而如今的社会早已离不开新闻。在一百多年前，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接触现代报刊时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报刊就像一枚石子投向平静的水面，在读者思想层面泛起层层涟漪，引发无限想象。

现代报刊打破了读书人的传统交往方式，使不同地方的读书人可以通过新闻建立联系，并提供了“邂逅”的机缘。同时，新闻改变了读者的时空观念，身处不同地点的读者可以阅读相同的新闻成为了可能。

读报既是私人化的仪式与体验，也是个体融入社会的方式与途径，阅读本身就包含了观念系统、行为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

咸丰光绪年间，一位自称“如皋白蒲人”的士人，于1856年开始记载江浙一带的战乱状况、民俗人情和日常生活。这位乡绅常年在小县城生活，活动范围有限，因此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所知甚少。在1881年以前，他对兵事的记录大多来自“闻说”“听闻”。

从光绪初年起，这位乡绅开始在日记中记录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

“浙江台州反贼杀官名黄金满闹事，刻下聚集各路兵，水陆并进。”

“已有条约数条，定于十六日立约。”

“左宗棠进京作相。”

⋯⋯

他在日记中记载的这些新闻均是在《申报》上读到的。在“听闻”和“报载”之间，报刊作为新式传媒给这位热衷于记录“兵事”的乡绅留下了深刻印象。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一份晚清报纸，可能拥有15位以上读者，晚清士人在阅读了报刊之后会将报纸传阅给亲友，通过借阅、传阅和抄阅网络，报刊新闻跨越时空，为不同身份的读者带来了新消息、新知识、新体验。

阅读是整体意义上的隐喻。读者读报的根本目的是寻求意义，但每个读者的阅读都有其特殊意义，具有“由此及彼”的意义关联。因此，阅读报刊，不仅是读新闻，也是通过文本来隐喻读者的“所指”。

当下是视觉主义时代，图片、视频逐渐成为现代人获取信息的主流方式。但蒋建国认为，在纸本的阅读中，对纸张触摸和印刷文字的立体感受，是其他方式都无法替代的。

通过读者、报刊、社会的多元互动，从时间、空间维度探索新闻的“记”与读者的“忆”。“谁在读”和“读什么”便是《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强调的核心议题。

读者在读报时分的所思、所言、所记，就是在观察自我、想象他者。读者阅读报刊，也是在读时代，读社会。

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全三卷）

蒋建国 许高勇 著

ISBN：978-7-309-17592-9

2024年9月，复旦大学出版社

近现代报刊是社会变迁的缩影，也是时代的镜像，报刊阅读则是新闻消费和意义生产的主要方式。读者在读报时分的所思、所言、所记，就是在观察自我、想象他者、阅读社会。

阅读史特别强调读者“读什么”。本书广泛采用报刊、日记、书信、回忆录、年谱、文集等多类型史料，尤其注重稿本、抄本珍稀史料的运用，以读者留下的“零碎”文本为基本线索，呈现不同时空中的阅读个案；通过文本的聚合、连接与穿插，结合特定历史语境和社会情境，在时空变奏中多角度呈现具体的阅读场景和社会话语，探究读者的新闻解读、知识获取、家国情怀与心路历程。

读者的报刊阅读本身便是事件，存在多元的复调，报刊对读者的影响可谓“月映万川”。读者的意愿、想象、观念与主义，在阅读中形成了许多具有独特意义的节点，编织成纵横交错的意义网络，展现了近现代社会的复杂面相。

蒋建国，1970年出生，湖南东安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教于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史和媒介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新闻与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8部，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独著第一、三卷，合著第二卷）、《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1800—1911）》、《网络消费、社交与文化变奏》等。

许高勇，1987年出生，湖北应城人，文学（新闻学）博士，现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新闻史研究，在《新闻记者》《编辑之友》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新青年〉阅读与社会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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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辑｜刘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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