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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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介紹香港的歷史。

考古研究指出香港的人類活動可以追溯至五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發掘表明本地文化與中國北方包括龍山文化的石器時代文化是有分別的。在大嶼山和南丫島已發掘出青銅製的捕魚工具和兵器。現時八處石刻已在東龍島﹐滘西洲﹐蒲台島﹐黃竹坑﹐長洲﹐大嶼山的石壁﹐香港島的大浪灣和西貢的龍蝦灣被發現。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認為與生活在相當于商朝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氣和祈求風平浪靜有關。1930年代的考古發現被認為與前6世紀至前3世紀戰國時代時香港鄰近廣東地區的文化有關聯的。

香港地區在秦、漢、三國及東晉初年共五百多年的時間內，屬番禺縣管轄。東晉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至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該地區屬寶安縣管轄。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起，經歷五代、宋、元，至明穆宗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前後八百多年間，該地區屬東莞縣管轄。小規模的鹽池亦被發展。

自漢朝起﹐香港地區開始有漢族定居。李鄭屋村古墓被認為是東漢時的建築。因為文獻和考古的發現較少﹐三國﹐南北朝時的香港歷史比較缺乏。東晉末年，盧循領導的浙東起義軍曾經攻陷廣州城。起義失敗以後，餘部多退至今大餘部多退至大嶼山一帶﹔為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香港地區移民活動。在臨近屯門的青山禪院的雕塑相傳是南朝的一位佛教僧侶杯渡禪師的人像。2004年5月旺角鬧市通菜街和豉油街交界的一個深度只有兩米的渠務地盤裡被發掘出大量東漢、晉朝和唐朝陶器和製陶工具，顯示在千多年前，旺角已有人居住。

唐朝時因為廣州是國際商阜﹐"屯門地區" (即由現時東莞至大嶼山的一遍包括后海灣的沿海地區)被用作軍港﹐避風港﹐和廣州海外交通的外港，是海船進出廣州的必經之地。《新唐書》曾引用唐朝地理學家賈耽撰《古今郡縣道四夷述》中的『廣州通海夷道』條說：『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韓愈在《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之六中寫道：『屯門雲雖高，亦映波濤沒』。劉禹錫在《踏浪歌》中寫道：『屯門積日無回飆，滄波不歸成踏潮』。目前尚未有史料證實韓、劉兩位到過屯門。屯門的景色出現在他們的詩作中已說明由於海上交通便利，該地在唐朝已經聞名了。鹽池的管理亦相当發达。

五代十國時的南漢後主劉鋹於南漢大寶六年（公元963年）在東莞的『大步海』招募採珠士兵數千人專門從事潛水採珠。南漢設『媚川都』開始發展以吐露港和大埔海為主的採珠業：『都』為軍翼之意，『媚川都』為駐軍之一種。『大步海』即今天新界的大埔海。採珠工作艱辛危險。由宋、元至明朝，在這一海域，一時明令官方採珠，一時又下詔禁採，到康熙初年才永久禁止官方採珠。

宋朝時香港地區的製鹽已甚具規模。因為鹽業利潤高﹐宋朝政府曾在本地區九龍灣西北，現時九龍城和啟德機場的一帶，設立『官富場』，派造鹽官並駐兵，管理這一鹽場。《宋會要》記載有：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提舉廣東鹽茶司言：廣州搏勞場，官富場，潮州惠來場，南恩州海陵場，各係僻遠，……欲將四場廢罷，撥附鄰近鹽場所管內，……官富場撥附疊福場，……從之』。隆興為南宋孝宗年號。從這段史料看，官富場的設置年代當在南宋孝宗以前，至遲在南宋高宗時。大嶼山曾是香港地區重要的鹽產地。宋高宗時曾招降當地來知等人，選其少壯者為水軍，寬其漁鹽之禁，稱之為腌造鹽。宋寧宗時，廣東提舉鹽茶徐安國派人前往大嶼山緝捕私鹽販子，引起島上大規模的鹽民起義。以高登為首的起義者一度乘潮漲攻到廣州城下。

宋朝九龍半島的航海業亦發達。據九龍蒲岡村《林氏族譜》記載，宋時福建莆田一位名叫林長勝的，舉家遷往今日黃大仙附近的彭蒲圍（即今日的大磡村）。他一連幾代靠行船為生，艚船往來 於閩、浙、粵等地。一次，他的孫子林松堅、林柏堅駕駛艚船出海遇到颶風，船毀貨失。他們兩人力挽船篷，緊抱船上祀祭的林氏大姑神主，浮到東龍島（南佛堂），安全脫險。他們認為這是神靈保知，便在南佛堂修建了祭祀林氏大姑的神廟。林松堅的兒子林道義後來又在北佛堂修建了一座同類神廟。這個林氏大姑即後來人們所稱的天后。宋代林氏家族的遷徙史和本地區南北佛堂天后廟的修建，曲折地反映出當時本地區航海業的發展。

因為商業的蓬勃﹐規模較大的移民在宋朝時開始。漁業和農業亦因有需求而發展。宋神宗時，進士鄧符協（江西吉水人）在赴廣東陽春任縣令的途中，曾由海道經過今日新界的屯門，對當地風土之美十分欣賞。因此，他在任滿辭官之後，舉家遷往岑田（錦田）。鄧符協在此置田園、築廬墓，從事農業開發。他修築了錦田的南北圍，還將其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的遺骸遷葬新界。據傳，到了明朝萬曆年間，鄧氏後裔鄧元勳已是富甲一方，擁有良田萬畝。到清初康熙年間，鄧族不僅擁有錦田一帶的富庶土地，在香港島也擁有不少田地，成為第一望族。此外，北宋末年，進士侯五郎搬至東莞縣，其子侯卓峰遷往今日河上鄉築茶寮，做小生意。其後人目前仍居住在新界的河上鄉、燕崗、金錢、丙崗等地。宋代以後，廖、文、彭等族陸續遷入﹔其中文氏是宋末領袖文天祥的族人和後人。他們與鄧、侯兩族，合稱新界五大氏族。

公元1276年﹐宋恭帝和大臣們在臨安(今杭州)向元朝蒙古軍投降。以將領張世傑和他擁立的宋恭帝庶兄宋端宗趙昰為首的南宋流亡朝廷逃走到福建泉州。後來因為流亡朝廷和泉州市舶司蒲壽庚不和﹐導致蒲壽庚投靠元朝。張世傑搶奪船隻出海﹐這被稱為『海上行朝』的沿海流亡朝廷在1277年到達『官富場』。趙昰和他的弟弟趙昺休息的大石後來被人刻上『宋王臺』三字。相傳流亡朝廷也在大嶼山銀礦灣（梅窩）﹐東涌停留過。東涌的侯王廟相傳是紀念這個朝廷的一位官員。

後來趙昰病死﹐趙昺被擁立﹐被後人稱為宋帝昺。另一位大臣陳宜中離開了行朝而到達占城國(在今時越南南部的國家)。行朝到達廣東新會縣的崖門﹐在當地的小海灣和對開沿海的一個小島建立了小城寨﹐並和當時在今福建江西廣東三省交界抗元的文天祥聯絡。不久﹐文天祥在廣東海豐縣五坡嶺被元朝將領張弘範生擒。張弘範追擊行朝﹐在1279年3月19日和宋朝水師接戰。宋師將船隻停泊在海灣內﹐希望穩守後再出海逃走﹔但是被船隻和火力都較弱的元朝水師封鎖海灣後猛烈火炮轟擊。宋師大敗﹐大臣陸秀夫背著趙昺跳海自殺。

因為商業的蓬勃和人口的增長﹐明代香港地區已成為海防要地。明代在這裡設防，是為了防禦『倭寇』、葡萄牙和荷蘭侵略者。明朝中葉，廣東沿海有三路巡海備倭官軍。其中的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諸海澳』。佛堂門在香港地區，該地區顯然屬於中路的防禦範圍。

嘉靖42年（公元1563年），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奏請恢復設置水師城寨(簡稱水寨)舊制。在此之後，明朝政府在廣東的潮州、惠州、廣州、高州、雷州、瓊州等地設置了六個水寨。在廣州地區的為南頭寨，防禦地區東至大屋，西至广海﹔從嘉靖44年（公元1565年）起，南頭寨的軍事首長是一名參將。萬曆14年至18年（公元1586年至1590年）一度改為由級別更高的總兵擔任。南頭寨舊額大小戰船五十三載，官兵一千四百八十六人。萬曆19年（公元1591年）以後，戰船曾增至一百一十二艘，小陸官兵及雜役曾達到二千零八人。該水寨轄有佛堂門、龍船灣、洛格、大澳、浪淘灣、浪白等汛地六處。每處汛地駐軍二百餘名。其中至少有佛堂門、大澳兩處汛地屬於今天的香港地區。

現時香港一些地區的地名開始在史籍中出現。據目前發現的史料，九龍的地名最早見於明世宗嘉靖31年（公元1552年）應檟所著邊疆軍事志書《蒼梧總督軍門志》。香港島的地名，最早見於明神宗萬曆年間（公元1573年至1619年）郭棐所著《粵大記》一書。該書所載的《廣東沿海圖》中，標有香港以及赤柱、黃泥涌、尖沙咀等地名。

明朝嘉靖年間，南頭一帶發生饑民搶米暴動，鄉紳吳祚曾參與平息暴動。事件平息後，吳祚等向廣東海道副使劉穩請求在當地建縣。眾多官紳皆認為當地離東莞縣治百餘里，管理不便，又常受"海寇"騷擾，紛紛附議。劉穩轉告粵督，奏准設立。萬曆元年從東莞縣劃出五十六里、七千六百零八戶、三萬三千九百七十一人，成立新安縣，縣治設在南頭。自此由明神宗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起，到清宣宗道光21年（公元1841年）成為英國殖民地為止，該地區一直屬廣州府新安縣管轄。

另外﹐香港地區在明朝時盛產香木。這種香木屬於莞香，又名女兒香，當年在廣東與江浙等地備受歡迎。王崇熙纂《新安縣志》卷二《奧地略．物產》曾提及香港地區往昔出產香木的景況：『香樹，吧內多植之。東路出於瀝源，沙螺灣等處為佳』。瀝源即今日新界的沙田等地，沙螺灣則在大嶼山西部。今日沙田白田村附近尚有名叫香粉寮的地方。清朝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公元1662年-1684年），清政府企圖斷絕閩粵沿海人民與鄭成功的聯繫，實行沿海遷界三十至五十里的政策。香港地區的居民也被迫內遷，造成當地香業的凋衰。到雍正年間（公元1723年-1735年），在東莞又出了因承旨購求強索香杖的縣令，種香人家紛紛忍痛砍樹四出逃亡。從此香木生產就一蹶不振了。

詳見澳門歷史

香港在中西外交關係史上也佔一席位。1515年，佛朗機 (今葡萄牙)王曼奴爾一世 (Manuel I) 雄心勃勃﹐根據滿剌加(今馬六甲)總督阿豐索·德·阿爾布開克 (Afonso de Albuquerque) 的報告，決定派遣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ao Pires de Andrade）在1517年率船隊前往中國。1516年2月離開。去蘇門答臘島採購擬捎運去中國的胡椒。船失火後抵滿剌加。8月12日乘『桑塔．巴巴拉』號 (Santa Barbara) ，會同其它3艘帆船，載上使節及使團6名葡人、5名譯員，駛向中國。不料中途遇風暴，又折返滿剌加。1517年4月17日，搭上使團，率領8艘武裝帆船，配有在滿剌加的中國人海員﹐包括華裔翻譯火者亞三﹐領航出發。8月15日（明武宗正德12年7月28日）抵珠江口與明朝廣東地方官員接洽。這使團是葡萄牙和明朝官方第一次正式的交接。

從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起，佛朗機 (今葡萄牙) 曾經控制香港地區的屯門和后海灣達七年。他們在當地立石柱，刻葡萄牙國徵於其上，以示佔領。他們還在屯門建軍營、造火銃、設刑場、控制財物和人口。在廣東地方官員和北京中央的一番轉接後﹐廣東巡海遣副使汪鋐親自督師驅逐。葡萄牙人據險頑抗，以佛朗機銃轟擊明軍，並企圖佔據南頭城。汪鋐親臨前線，指授方略，用破舊的船多載枯柴和乾燥的荻草，灌以油脂，因風縱火；同時還用善游泳的人潛入水中，把他們的船鑿沉。葡船大，不易動，被火所焚。汪鋐還派人到葡萄牙船上，勸說為葡人服務的華人以國家為重，幫助對抗葡人。這些華人回到岸上，照葡人的方法製造銅銃、火藥。明軍用這種銃轟擊葡人，繳獲他們的大小銃二十餘管。葡萄牙殖民者見無法繼續負隅頑抗，只得拋棄部份船隻，乘三艘大船逃走。據《汪公遺愛祠記》說：屯門之役『於正德辛巳（1512年）出師，嘉靖壬午（1522年）凱旋』。

1841年之前，香港地區的農業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新界和南頭一些大族除了在當地擁有大片田地外，還在香港島擁有許多田地，租給佃戶耕種。錦田鄧氏收藏的《香港等處稅畝總呈》，載有其先人呈廣東各官府稟，內稱：『承祖鄧天祿所遺康熙十年墾復原遷土名覆潭、橫瀝、鹽田、大撈下……等處稅三頃六十八畝七分五厘九毫二絲五忽。又康熙二十三年，墾復原遷土名大潭、橫瀝、香港、大撈下、洛子壟等處稅三頃三十二畝一分六厘。『文中提到的覆潭、大潭、香港等地皆在香港島上。鄧氏還在香港島的黃泥涌、薄扶林擁有田地。上水廖族在掃桿埔擁有五十畝田地。南頭黃族則擁有赤柱、深水灣、淺水灣一帶的若干田地。

1841年之前，漁業是香港地區重要的經濟部份。一八四一年參與佔領港島的英國官員參選（A. R. Johnston）曾經寫道：『赤柱村是全島最大及最重要的村落……共有房屋及商舖一百八十間……居民從事農耕、商業及腌曬鹹魚，約有農田六十畝……常有為數三百五十多艘大小船艇在此碇泊。『可見當年赤柱是一個繁忙的漁港。1841年上半年，香港村是一個有二百人的大漁村，群大路是一個有五十人的漁村。當時在香港島的船民有二千人之多，相信其中不少是漁民。

清代對香港地區的海防更為重視。當時在這裡設防，先是為了對付鄭成功和沿海海盜(包括張保仔)，後來則主要為了防禦英國。

清朝初年，清政府曾強令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來對付鄭成功，香港地區多屬遷界範圍。康熙7年（公元1668年）復界時，為加強海防，曾在新安縣沿邊踏勘，設置墩台二十一座，其中至少有5座在今香港地區。這5座墩台皆為新安營汛地。其中屯門墩台應在今日新界之青山或九逕山，當時駐有千總一名，士兵五十名。九龍墩台應在今獅子山，大埔頭墩台應在大埔舊墟西北，各駐兵三十名。麻雀嶺墩台在今沙頭角與粉嶺之間，駐有把總一名，士兵五十名。佛堂門設置的是瞭望台，駐兵十名，其地當在今田下山半島。正如鯉魚門和汲水門一樣﹐佛堂門是水道名。以南稱南佛堂﹐即今東龍島。

康熙21年（公元1682年）當地奉命截兵，許多墩台亦改為汛。汛，或稱營汛，為清代綠營兵勇分駐地。當時原九龍台改為九隆汛（九龍汛），駐兵十名。原大埔頭台改大埔頭汛汛﹐駐兵十名﹔原麻雀嶺台改麻雀嶺汛﹐把總一名，士兵二十二名。原屯門台改為屯門寨，駐千總一名，士兵三十名。但佛堂門瞭望台改為北佛堂台，駐把總一名，士兵三十名，力量有所加強。乾隆年間（公元1736年至1795年），當地仍設有屯門寨、北佛堂台、九隆汛、大埔頭汛、麻雀嶺汛。

嘉慶15年（公元1810年），廣東地方當局將佛堂門的炮台移往九龍寨旁。該炮台即九龍炮台，與康熙年間的九龍墩台地點不同。道光年間顯炳章所編《勘建九龍城炮台全案文牘》對九龍炮台本身的情況，有如下說明：『查該炮台係嘉慶十六年建造，周圍城牆共長三十一丈。垛了四十二個，每個高三尺。前面城牆馬道寬一丈三尺五寸左右，後城牆馬道寬五尺。內營房一十間，譙樓一間，派防千總一員，配台兵丁四十二名。另協防外委帶兵二十名，分駐九龍海口汛。』

清政府在香港島亦有營汛。同治年間所編《廣東圖說》寫道：香港島『東有紅香爐汛，東南有赤柱汛、南灣汛』。嘉慶24年（公元1819年）所編《新安縣志》說：『赤柱山，……有兵防守』。此書在大鵬營管轄的營汛中，已列有紅香爐汛。道光2年（公元1822年）所編《廣東通志》說，紅香爐水汛在大鵬營西，設千總，外委各一人。該迅兵丁撥配米艇巡洋。從上述史料看，至遲在1819年，香港島上已設有紅香爐汛，赤柱已有兵防守。

大嶼山是香港地區第一大島，是本地區的戰略要地。康熙年間（公元1662年至1722年），清政府曾在這裡設置雞翼角炮台。該炮台的地址在今日大嶼山西南部石筍村之東灣。

嘉慶年間（公元1796年至1820年），英國多次入侵大嶼山附近。嘉慶7年（公元1802年），他們曾『泊兵於雞頸洋』，欲在大嶼山西南之老萬山居住。嘉慶13年（公元1808年），又借保護澳門英商為名，對老萬山『陰圖佔據之事』。為防禦英國，清政府決定在大嶼山，西部的大澳口修築垛牆，並在大嶼山北部的東涌添設汛房和炮台。《廣東海防彙覽》一書談及大嶼山時，寫道：嘉慶22年（1817年），『總督蔣攸銛飭候補知府彭紹麟查勘該處，孤懸海外，為夷船必經之所，又有大澳、東涌二口可收口泊船。二處亦俱有村落，居民稠密。其東涌向無汛房，惟大澳口原設守兵十三名，雖有雞翼角炮台，派大鵬營千總一員，帶兵四十名駐紮防守。但地勢闊寬，距東涌、大澳口遙遠，勢難兼顧。請在東涌口添設建汛房八間，圍牆五十丈，抽撥大鵬營外委一員兵丁二十名分駐。並請在大澳口西面近左右村二處各建垛牆四十丈，北面汛房後亦建垛牆四十丈，以備隨時添兵架炮之用。從之』。再據《廣東通志》，該年『又於東涌口石獅山腳，建炮台二座，兵房七間，火藥局一間』。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清政府將大鵬營分為左右二營，右營駐在新建的東涌所城，派守備一員駐守，加強了大嶼山的防禦力量。

詳見張保仔

因為經濟﹐交通和人口的膨脹，海盜開始自宋朝開始出現。起初是亦漁亦盜亦商的海盜﹐後來演變和政治人物接洽。例如鄭 成功戰敗退守臺灣後，殘部四散，部分流亡香港為海寇。清乾隆年間越南發生內戰，阮氏兄弟起兵爭奪政權，招引並資助香港海盜鄭七為水師將領 。後來阮氏兵敗，鄭七流亡回香港，自此香港海盜武裝勢力更大，分為紅、黃、藍、白、黑、青共六旗。紅旗鄭七死後由鄭一繼承他的領導。

張保仔是江門人，15歲遭鄭一擄走，成為海盜。鄭一死後，因鄭一嫂石氏被海盜擁立為首領，帶領紅旗派。

鄭一嫂後來和張保仔結為夫婦，大權於是落在張保仔手中。全盛時期，他擁領三萬多手下及數百艘船，並以南中國海的島嶼為基地。他橫行廣東水域，打劫運鹽官船，劫掠沿海的外國貨船。相傳張保仔饒勇多計謀講義氣，雖然橫行廣東水域，但因劫富濟貧，不滋擾貧民和漁戶，得窮人支持，百姓視他為俠盜。

清廷多次剿捕海盜，最大規模的一次戰役，是張保仔在赤鱲角遭官兵封鎖圍剿，雙方各有約三萬人馬，數百艘船，炮二千。據葡萄牙文獻記載，澳葡艦隊和清艦隊與海盜紅旗派主力曾經在大嶼山海面進行一場激戰。清嘉慶十五年，澳葡艦隊在大嶼山海面與紅旗派主力300多艘帆船相遇。張保仔派出的兩支先鋒船隊被澳葡艦隊擊敗，張保仔於是親自率領手下駛抵戰場。海盜分成六個小隊，每隊圍攻一艘葡萄牙戰船，企圖利用人數上的優勢，用近戰登船肉搏的戰術來擊敗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則以密集的炮火攻擊對方，阻止海盜船逼近。眾海盜陣腳大亂，無心戀戰，紛紛逃離戰場。經過這一次海戰，張保仔紅旗派的勢力大減。

張保仔乘大霧逃離赤蠟角，繼續與清政府對峙。後來兩廣總督百齡招安瓦解海盜，令黑、藍兩旗攻打紅旗派。澳門名醫周熊飛作中間人，於是鄭一嫂帶領十多婦孺到廣州和兩廣總督百齡談判招安。1810年2月張保仔接受清政府的招安條件，官封三品﹐派駐澎湖剿海盜。

但是香港依然是大小海盜的據點﹐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完全消失。所以例如鯉魚門北岸的魔鬼山因海盜盤踞得名，鯉魚門天后廟就是海盜的哨崗，廟內有石碑為記，赤柱可能就是客家話「賊住」的變音。至于各個小島的張保仔洞則是現在的旅游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