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臺灣人類學刊 12（1）：1_54，2014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陳伯楨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近年來考古學對於人口移動的研究逐漸由大規模人口遷徙的討論轉向小 規模的人口流動，並更細緻地探討其成因及與當時社會的關係，而其中離散 社群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從探討離散社群在社會科學的概念開 始，論及其對於近年考古學討論人口流動研究的影響與應用，並特別聚焦於 貿易離散的討論。最後以長江三峽地區 井溝口東側的東周時期楚式墓地為 例，主張該墓地的墓主應為楚國至巴國進行鹽業貿易的貿易離散商人，而非 過去學者所主張的楚國派至巴國進行鹽資源掠奪的軍隊。 關鍵詞：東周，楚，巴，貿易離散，移民 * 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仔細的審查意見，使本文的一些論點更加清晰。本文所引用的考古材料大 多來自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三峽大壩淹沒區的搶救考古工作。根據官方資料，三峽大壩工 程進行過程中遷移了一百二十萬以上的庫區居民到中國各地，筆者在田野期間便親身經歷多次庫 區居民拆除家屋的哀痛場面，所居住的 井村村民也多被遷至山東或其他地方。這些經驗使筆者 開始接觸離散議題，並試圖將相關的討論延伸至古代的研究。本文完成時臺灣也正面臨各種土地 正義的爭議，許多民眾因各種原因流離失所，不得安居。謹以此文獻給因三峽大壩而遭迫遷的居 民，也希望這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力量可以強迫任何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家鄉。 投稿日期：民國 102 年 7 月 30 日 接受刊登日期：民國 103 年 1 月 20 日 3 一、前言 先秦時期的人口遷移僅有非常模糊的概念。透過文獻，我們可以看到的往往 是逃避自然災害、尋找自然資源，或是以征戰及分封為主要動力的移民。而 到了東周時期，由於史料的增加，除了以國都轉移，或大規模以宗族或國人 為單位的移民外，還存在著如學者、人材、食客、城市、工商、避難等各種 形式的人口移動（葛劍雄 1997）。但整體而言，受限於史料的不足，我們對 於先秦時期的人口移動現象所知甚少。 筆者認為先秦時期的中國確實存在著各種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動，而過 去中國考古學對於人口流動的研究往往偏重在對大規模人口流動的討論，反 而忽略了日常生活中更為頻繁的小規模遷移。近年來西方考古學界開始對考 古學的移民研究進行反思，不但注意小規模的移動，同時也著重移入者、移 入者的原鄉以及客居地之間的互動及權力關係。這一類型的研究常常以殖民 （colonization）稱呼，但學者們也同時認為殖民一詞受到十六世紀以來西 方勢力在美洲、非洲、東南亞及大洋洲等地殖民模式的影響，進而忽略了 殖民也可能存在著不同的模式（Lyons and Papadopoulos eds. 2002; Murray ed. 2004; Gosden 2004）。在這樣的思考之下，筆者借用了貿易離散（trade diaspora）的概念，檢視近年來三峽地區先秦的考古材料，嘗試解釋為何在當 時巴國的國境內卻發現純粹楚國式墓地的情形。希望藉由這個討論，引發我 們對於先秦時期人口流動及殖民現象的新認識。 二、離散社群及商業離散社群的定義與討論 離散（diaspora）一詞首見於古希臘文七十人譯本聖經（Septuagint）， 分別為dia-（across）及-sperien（to sow or scatter seeds）兩字所組合。 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國王（King Nebuchadnezzar）摧毀所羅門聖殿 （Solomon ’ s Temple）後將猶太人驅離，展開之後猶太人巴比倫流亡時期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古代中國的人口遷移很早便已展開。然而由於史料的缺乏，使我們對於 4 （Babylonian exile）的開端。離散一詞最早便是用來指稱居住在亞歷山卓城 （Alexandria）的希臘猶太社群（Hellenic Jewish communities）（Braziel and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Mannur 2003:1; Braziel 2008:13）。由於這樣的歷史因素，離散常被用來指涉 因移民或放逐等原因離開自己故鄉的人或社群，特別是古代或是現代非自願 遷移的猶太人，使得離散一詞帶有強烈的「受害者離散（victim diaspora）」 的形象（R. Cohen 2008）。 隨著全球化來臨，跨國、跨區域及跨族群的人口移動迅速增加，許多學 者開始感到受害者離散的概念無法完全涵蓋在全球性人口流動下的某些獨特 現象，於是倡議擴大對離散這個辭彙的定義，使其不再局限於傳統針對猶太 人及非洲裔黑人等被放逐或非自願性遷移的人們。William Safran便認為離散 指的是流放在外的少數社群，其中的成員共享了以下的某些特質： （1）他們或他們的祖先曾經從某一特定的原生「中心」流散到兩個 或更多的「邊陲」或外國區域；（2）他們對於這個原生家鄉的地 點、歷史及成就維持了共同的記憶、願景或神話；（3）他們相信他 們並沒有，或者是無法被客居地的社會完全接受，因此感到有些疏 離及被孤立；（4）他們認為他們祖先的家鄉是他們真實且理想的 家，而當情況許可時，這個地方是他們或他們的子孫最終可以（或 應該）回歸的地方；（5）他們相信應該共同堅持維持或復興原生的 家鄉，並促進其安全和興盛；及（6）他們持續直接或間接地用各種 方式與家鄉保持關係，而他們族群共有的意識和團結被這種關係的 存在而定義。（Safran 1991:83-84） 在這樣的界定之下，Safran認為離散「越來越被用在多個範疇人群的隱 喻指涉，像是被流放者、被除籍者、政治難民、僑民、移民，甚至是族群 或種族上的少數者」（Safran 1991:83）。Robin Cohen在Safran的六個特質 中做了部份的修正。他認為在離開原生的家鄉時，往往伴隨著單一的創傷 性事件，而對此事件的記憶則使該群體能凝聚起來。此外，在第五點中， R. Cohen認為離散社群不一定是「維持」或「復興」他們原生的家鄉，甚至 5 在某些情況下會「創造」出一個「想像的家鄉（imaged homeland）」（R. 而除此之外，R. Cohen也做了一些補充，他主張在研究離散社群時，除 了被迫離開外，也應加入為了殖民（colonial）或自願性（voluntarist）的因 素造成的離散。其次，在維持離散認同的過程中，除了危險和創傷外，我們 也應關注正向的優點，例如猶太人在離散時期關於醫學、神學、藝術、音 樂、哲學、文學、科學、工業及商業等方向的發展。R. Cohen認為另一個要 補充的是離散社群常會動員（mobilize）一個共同的認同，而這個認同不只 是一個想像或真實的家鄉，而是透過語言、宗教、文化，以及共同的命運去 團結在其他地區的同伴。最後，R. Cohen認為離散這個詞彙即使無法清楚地 主張這群人在歷史上固有的實質領土的情況下，仍可以被用來描述他們基於 共同責任的跨國羈絆，這種情況特別適用於離散在多個地方的群體、家鄉已 永遠失去的群體，或者某些宗教團體。在這樣的定義下，除了猶太裔及非洲 裔的受害者離散外，R. Cohen的離散還包括了大英帝國下的印度勞工離散、 中國及黎巴嫩的貿易離散、錫克教及錫安山教徒的宗教離散，以及加勒比海 地區的文化離散。這個新的定義提供進一步空間以比較因各種原因流移的人 群，導引人們不再只是聚焦在離散人群的受害者背景，而同時也會去注意其 他造成流移的原因、流移者與家鄉及客居地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如何去維持 或是遺忘他們原有的認同。但這樣擴充解釋的主張也使得離散一詞的定義變 得十分模糊，導致不同學者間的研究常無法進行對話。 那麼在社會科學中離散這樣的概念，對於考古學的研究有什麼樣的啟 發？人群的移動一直是考古學研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當代考古學 系統性研究史前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期斯堪地那維亞地區，以及法國 和英國十九世紀後半葉這兩個不同的學術傳統（Trigger 2006:121）。從那個 時候開始，移民及傳播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是考古學解釋文化變遷最重要的因 素，特別是被歸類在所謂文化歷史學派的研究中。這種情況一直到二十世紀 六○年代過程考古學（processual archaeology）興起後才產生變化。過程考 古學派的考古學家對於文化變遷因素的解釋傾向於該文化的環境與內部機制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Cohen 2008）。 6 （Trigger 2006），而做為外部因素的移民與傳播便在過程考古學研究的典範 （paradigm）下被忽略。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受到七○年代中期以華勒斯坦為首的世界體系理論（Wallerstein 1974, 1980, 1989, 1993）在社會科學帶動的區域互動研究，以及八○年代興起的 後過程考古學思潮影響下，從八○年代中期開始，移民又重新成為考古學 中重要的議題（Anthony 1990, 1992, 1997; Champion 1990; Chapman and Dolukhanov 1992; Chapman and Hamerow eds. 1997; Clark 1994; Peregrine, Peiros and Feldman eds. 2009; Rouse 1986）。學者們開始探討移民在考古學研 究中的各種面向，例如許多學者爭論對於古代移民的研究是否適合引入包括 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甚至文學等其他研究現代移民學科的理論（Anthony 1990, 1992, 1997; Champion 1990; Chapman 1997; Chapman and Dolukhanov 1992; McNeill 1979; Sanjek 2003），有些學者則質疑考古學家的個人及學 術背景是否會影響到他們對於移民的解釋（Härke 1998）。對於古代移民 的研究也逐漸變成一門連結考古學、生物學、語言學及其他學科的跨學科 研究（Peregrine, Peiros and Feldman eds. 2009; Terrell ed. 2001; Rouse 1986; Renfrew 1987）。 這波新的移民傳播的討論有兩個主要特色。其中之一是更為深入地探討 人口流動的機制，這方面的討論以強調人口移動動力的推拉理論（pull-push theory）及專注於歷史性結構因素的世界體系理論為最具代表性的兩個重要理 論。另一個重要的特色便是相對於早期文化歷史學派大範圍、大規模的人口 流動，考古學家開始思考相對而言短距離，以及更為微觀的移民現象。離散 的理論和概念便在這個思潮下被引入考古學中。 離散理論和早期歷史文化學派傳播論的差異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討論。 首先是基本解釋模型的差異。傳統文化歷史學派對於物質文化與族群性 （ethnicity）之間關係的討論往往是隱而不見或不證自明的，而對移民的推 論通常是注意到特定某件或某組物品在異時限空間中的推移來判斷遷移的方 向和路線。但離散現象的研究者往往明確主張並證明物質的遺留在某種程度 上與特定族群性相關，這些遺留包括各種日常生活用品（陶器、工具、衣服 7 等）、食物與飲食方式（foodway）、建築、聚落形態以及墓葬（包括葬姿、 概念探討遷移過程中離散社群在客居地為何、以及如何維持他們的族群性。 近年來有部份學者利用離散這個詞彙來指涉南島語族的遷移（Bellwood 2001, 2005, 2006; Lu 2005; Lilley 2004, 2006），甚至是現代智人自非洲向外擴張的過 程（Cavalli-Sforza 2000; Cavalli-Sforza and Cavalli-Sforza 1995），但這些研究 往往沒有牽涉到離散社群認同的維持、離散社群與客居地社群的互動，或是 離散社群與原鄉間的聯繫。筆者認為這些研究所談的現象基本上就是移民或 人口流動，冒然使用離散的概念反而混淆了它與移民之間的差異。 其次是研究對象的規模。傳統文化歷史學派的考古學家在研究移民現象 時，往往著重於大區域範圍內特定物質文化的流動。相對而言，研究離散社 群的考古學家則是專注在較小範圍內呈現一致性的物質文化中出現一小群異 質性的物質文化的情況。 在移民因素的解釋上兩者也有所差異。傳統文化歷史學派在討論移民現 象時，往往將特定某件或某組物品在空間與時間的分佈解釋為移民的現象， 但對於移民的原因則多半隱而不談，或是認為與特定資源的取得（如糧食、 土地或金屬資源）有關。但離散研究則相當強調人群移動的原因。由於受到 傳統受害者離散定義的影響，考古學中的離散研究主要仍以受害者離散的研 究為主，強調被動性的因素，包括戰爭（Hachlili 1998）、殖民力量的強迫 遷移（Agorsah 1996; Epperson 2004; Fennell 2011; Ogundiran and Falola 2007; Orser 1998; Posnansky 1984; Smith 2003; Weik 1997）及飢荒（Brighton 2009） 等。但近年來也有一些研究試圖擺脫受害者離散的被動形象，而賦予離散積 極的定義，如勞工移動（Tennant 2011; Voss 2007; Voss and Allen 2008）， 或是資源流通與貿易（Goldstein 2005; Spence 2005; Stein 1998, 1999a, 1999b, 2002a, 2002b）等因素。 兩者在研究對象的時期上也有些不同。從上一段所舉的研究案例可以看 出，傳統文化歷史學派的研究往往以史前或早期歷史時期為主，但絕大部份 討論離散的考古學研究多著重在歷史時期。這是因為囿於材料，考古學本身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葬具、陪葬品，以及陪葬品的組合與空間擺放）等等。研究者傾向用離散的 8 對於離散因素較難探討，較多的研究是在歷史文獻中取得背景資料後，再進 行相關的考古學研究。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受限於篇幅及本文的主題，後續的討論將把重點放在因為貿易關係而 造成的貿易離散。Abner Cohen是最早對貿易離散提出清楚定義的學者（A. Cohen 1969, 1971）。他認為貿易離散社群是「跨區域交換網絡空間中散布 的專業化商人群體，相對於他們所處的客居地的社群來說，在文化上有所區 別，在組織上具有凝聚力，而社會上則有獨立性；與此同時，他們也和那 些在自我定義上有相同文化認同的社群維持著高度的經濟與社會連結」（A. Cohen 1971:266-267），而「創造出一個貿易離散需要動員各種類型的社會 關係，使用不同的神話、信仰、規範、價值以及動機等，還有運用各種壓力 與制裁」（同上引:276）。A. Cohen用這樣的定義來討論居住於西非Yoruba 人所處地區，且往來於Yoruba與位於北方的其他Huasa社群之間進行商業活動 的Huasa離散社群。他們在往來貿易中刻意維持Hausa人的自我認同和習俗， 一方面使Yoruba人願意和他們這些攜帶外來物品的外來者進行貿易，另一方 面則可增強他們與其他Hausa人的信任關係，以強化他們的貿易優勢。Philip Curtin其後的研究比較了非洲、安那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哥倫布抵達前 的美洲、亞美尼亞以及中國的貿易離散，都多少呈現出這種族群性的策略操 縱（Curtin 1971, 1984）。A. Cohen及Philip Curtin的研究顯示許多族群的認 同與表徵不光只是基於血緣關係的單一根基論（primordialism），也有可能 是多重、隨機遇改變的工具論（instrumentalism）。 事實上貿易離散是一個存在相當久的現象，任何長距離的貿易都面臨 必須有居中的商人處理雙邊事宜。在Karl Polanyi非系統性的分類中，將貿 易的商人分成做為中間人並負責運送貨品及協商工作的tamkar、定居異國的 metic，以及在國王保護下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的「異國人（foreigner）」 （Polanyi 1975）。這三種商人都有可能成為貿易的離散社群，但如果考慮定 居在異地的特性，後兩者較為符合貿易離散的定義。Colin Renfrew在討論長 途貿易的形式時，將長途貿易區分為十種不同的模式（Renfrew 1975），其中 特使貿易（emissary trading）及殖民飛地（colonial enclave）這兩種模式是最 9 接近於貿易離散。特使貿易是指母國派遣商人到他國進行貿易，而殖民飛地 除了特使貿易和殖民飛地外，Renfrew還提出中間人貿易（middleman trading）的模式。在此模式中，獨立不隸屬於兩地的中間商人在兩地各設 有站點，以連繫兩地間的貿易。Robin Cohen也提出另一種叫做附屬離散 （auxiliary diaspora）的特殊形式（R. Cohen 2008:84）。這是介於貿易離散 及以殖民為主要形式的帝國離散（imperial diaspora）間的一種特殊的離散 社群。附屬離散的形成與殖民擴張相關，但在擴張的過程中牽涉到另一個不 同族群的群體隨著殖民者軍事征服的力量進入被殖民區域進行商業貿易。通 常被殖民地對於殖民者的敵意會轉向這些更為常見且直接接觸的附屬離散社 群，類似的例子像是東南亞的中國商人、加勒比海及西非的黎巴嫩人，以及 東非的印度人，他們都在歐洲殖民擴張的過程中取得在殖民者及被殖民者 之間貿易的機會。但R. Cohen也指出，並不是所有的附屬離散都屬於貿易離 散，像大英帝國殖民軍事行動中的錫克人（Sikhs）就是因軍事而非貿易因素 所形成的離散社群。 在上述的描述中我們會發現不同學者對於貿易離散分類的概念相當不統 一，因為每一種貿易離散都存在它的獨特性，如果我們過度強調個別離散的 性質時，往往使得分類變得細瑣而定義模糊不清。同時這些分類也都缺乏系 統性，無法涵蓋全部離散的類型。Gil Stein的研究或許提供解決此類問題的 方案。他將分類的標準從認定貿易離散社群本身的特質轉向離散社群在客居 地的互動情形。Stein依離散社群在客居地的社會地位區分為邊緣、自治及 支配三種不同的模式（Stein 2002a:32-33）。邊緣模式的例子包括在客居地 僅有有限的政治或社會資源的中世紀歐洲的猶太貿易離散。當地的領導者之 所以願意讓他們居住停留的唯一考量是他們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而貿易離散 維持其認同的原因在於其與祖先和家鄉的血緣聯結。此外，當地的法令可能 也阻止離散社群使用帶有客居地風格的物品或信仰當地宗教，以免與客居地 的人混合。 自治模式最典型的例子像是東南亞地區的中國貿易離散。由於這種商業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則是母國在他國建立起殖民飛地以進行穩定的雙邊貿易。 10 離散的成員提供客居地政治統治者經濟上的利益，使他們獲得當地政治統治 者的保護，甚至取得專賣的權力。在這樣的例子中，貿易離散社群會極力維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持他們原有的自我認同，因為外來者的身份正是他們得以與客居地政治菁英 取得商業往來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支配模式則與邊緣模式相反。在這種模式下，貿易離散者在客居地中 展現極強大的經濟實力，並以此獲得政治上的力量。當資本主義興起後，歐 洲勢力在非洲、亞洲及美洲地區等地的擴張就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例子。在這 些區域中，歐洲的貿易據點由其母國所挾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對客居地的政 治有著極高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離散社群應帶有強烈的家鄉認同與物質 文化，因為它來自於具優勢的原居地。甚至客居地的政治菁英可能會嘗試仿 效其風格以提升自我的社會地位。 儘管在Stein的三種模式中都可以看到離散社群主動或是被動維持自我 的認同，但這情況往往取決於母地與客居地之間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 或意識型態的此消彼長。換言之，離散社群的認同並不是長期處於靜態的情 形。Stein也同樣提出三種離散社群的命運。第一種情況是當離散社群與其母 地仍有強烈連結，最終離散社群的人撤回母地，而留下的空間則由客居地的 人收回，這是典型歐洲殖民的結果。第二種情形則是貿易離散社群繼續停留 在客居地，取得新的社會經濟地位，但在當地仍然是屬於少數族群，類似的 情形可見於東南亞地區進行貿易的商人。第三種情形則是貿易離散社群逐漸 被同化，最後整合進當地的社會中。 三、歷史文獻中的巴楚關係 在進一步討論到考古學中巴楚之間貿易離散社群現象之前，我們必須對 巴楚的歷史做一簡略的回顧。早期文獻對於巴國的記載不多，即使有也是以 楚國為主軸，由於本文論及楚國客商在巴國境內的現象，因此本節將以楚國 的發展史為主體，旁論及與巴及鹽業生產相關的史料。 根據《史記‧楚世家》的記載，楚的先祖可追溯自高陽。而在周文王之 11 時，楚的鬻熊便已子事文王。直到周成王時，熊繹因先祖服事文王、武王而 燮及齊太公子呂伋皆受封於成王，但相較於其他諸國，其在中原諸國眼中仍 為蠻夷之邦。這種情形持續數代，一直到熊渠時，西周王朝因東夷地區不穩 而將重心放在東方，使南方的荊楚地區有機可乘。熊渠首先團結了江漢流域 的群蠻百濮，並興兵伐庸及楊粵，勢力抵達今漢水流域及漳水流域一帶。原 本熊渠意與周王室分庭抗禮，如周王朝一樣實行分封，但到了周厲王之時， 熊渠畏其暴虐，自去其王號，承認楚仍為周的臣屬諸侯國。 由史料來看，西周時期的楚國是做為一個西周王朝南方的附庸國而興 起的。整個西周時期，楚國對西周王朝是時叛時服。由《才簋》、《過伯 簋》、《 （馭）簋》及《史墻盤》的銘文中都可見到中原王室對楚的攻 伐。而在周宣王時期，西周王朝征服了漢水流域後，便在漢水流域冊封以姬 姓為主的方國，也就是所謂的「漢陽諸姬」，以在中原和楚之間建立一道防 線。這一時期的楚國勢力僅止於江漢地區，對於長江上游的西南地區應無太 大的接觸交流。 關於巴的史料非常稀少，且多為後世的追憶。因此學者們對於東周前 巴人的起源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最主要的來源依據是《後漢書‧南蠻西南 夷列傳》：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 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 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 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土船，約能浮者，當以 為君。餘姓悉沈，惟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 君。乃乘土船，從 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 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 留共居。」 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 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 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 明。 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 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范曄1959:2840）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受西周王朝的分封，並居於丹陽。僅管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 12 許多學者採取這段神話傳說，認為巴人起源於 君活動的湖北清江流 域，後來溯清江而上，進入今日的重慶地區，並在此地建立巴國（四川省博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物館1960；童恩正1979；徐中舒1981；周集雲1989）。有學者認為巴人由嶺 南地區進入洞庭湖一帶的長江流域，隨後西遷至巫峽地區發展鹽業，而後西 進至重慶地區（任乃強1986）。有學者則主張巴人最早起源甘肅東部，後沿 漢水、嘉陵江而進入重慶及湖北西部（潘光旦2000[1955]；何光岳1988）。 另外也有學者主張春秋時期的巴國在陜西關中地區，其後再遷移至重慶地區 （石泉2004；童書業1980；孫華2000b）。但不論何種看法，基本上都認為巴 人在春秋時期以前並不在今日的重慶地區，而是由其他地區移入的。 對於西周及東周早期的周王室而言，楚和巴都屬於其南疆邊緣地區的小 國，如《左傳》所記：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 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 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楊伯峻編著1990:13071308） 在《華陽國志‧巴志》中，也提及類似的概念： 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淩 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武王 既克殷，以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 故吳楚及巴皆曰子。（常璩著、任乃強校注1987:4） 周之仲世，雖奉王職，與秦、楚、鄧為比。（同上引:10） 巴國一直到春秋時期與楚國接觸後，才有較為準確定年的記載。春秋時 期楚武王熊通（740-690 BCE）乘周王室東遷混亂之機，展開大規模的領土擴 13 張運動，在楚武王及楚文王時期（689-672 BCE），楚國將周王室所冊封之 裡，我們在《左傳‧桓公九年》中找到最早的巴楚關係文獻： 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 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 人弗受。夏，楚使 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 三逐巴師，不克。 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 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楊伯峻編著 1990:124-125） 在這事件中，楚國派道朔陪巴國使者到鄧國（今河南南部）結盟，但被 鄧國南邊的鄾國（今湖北北部）派兵將道朔與巴國的使者殺害，並奪取其禮 物。這種挑釁的行為引來巴國與楚國聯軍的報復，而鄧國卻前來支援鄾國， 最後楚巴聯軍擊敗了鄾國的軍隊以及鄧國的援軍。從這段史料中我們可以推 想，在約當公元前七世紀末期時，巴國很可能已成為楚國的附庸，因此當巴 國想與鄧國結好時，需徵得楚人的同意，並由楚國派遣使者同行。 但巴對楚的關係很可能時叛時服，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態。《左傳‧莊公 十八年》及《左傳‧莊公十九年》分別記載了公元前676年巴叛楚的戰爭： 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 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 伐楚。（同上引:209）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敗黃師于踖陵。 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 葬於絰皇。（同上引:210） 這場叛變起因於楚文王即位（689-672 BCE）後，聯合巴人伐申（今河南 省南陽市），但在過程中可能因楚軍壯大而使巴人警戒，最終叛楚而佔領那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漢陽諸姬」一一納入版圖，完全控制了漢水流域。在這個領土擴張的過程 14 處（今湖北荊門縣），進逼江陵。而在次年楚王親征巴人，但在津（今湖北 江陵縣江津戌，或枝江縣津鄉）為巴人所敗。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而在楚成王三十八年（634 BCE）時，楚向西滅了由楚先君熊渠長子熊摰 所建的夔國（今湖北秭歸一帶），並俘其國君而還。這件事表面上看起來與 巴國無關，但事實上夔國的消失代表了楚國勢力開始進入三峽地區，與在三 峽地區的巴人有更為直接的交流。 公元前611年，楚國遭遇飢荒，庸國趁機率領附近的其他部族小國起而伐 楚。最後是在秦與巴軍的協助之下，楚國才滅了庸國，此事記於《左傳‧文 公十六年》：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 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 楚。…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 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同上 引:617-620） 而巴楚之間除了彼此的聯軍及攻伐外，也有史料顯示兩國有某種程度的 婚姻交流，例如《左傳‧昭公十三年》便提到楚共王（590-560 BCE）在位 時，有來自於巴的姬妾：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 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 「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 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同上引:1350） 從這段文獻中我們得知，楚共王在位期間（590-560 BCE）至少有一位妻 妾來自巴國，且頗為得寵，可以參與立嗣的討論。這種婚盟的關係應是當時 的常態，從春秋時期一直到戰國時期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可見於《華陽國 志‧巴志》： 15 戰國時，嘗與楚婚。（常璩著、任乃強校注1987:11） 而被打破。《左傳‧哀公十八年》記載：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 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 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 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於鄾，故封子國於析。（楊伯峻編著 1990:1713） 而《史記‧楚世家》則出現在楚肅王四年（377 BCE）蜀伐楚的記載： 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司馬遷 1959:1709） 這條史料引起學者們不同的意見。就文字本身而言，指的是在公元前377 年時，蜀國攻打楚國並佔領茲方（今湖北松滋縣），逼使楚國建立扞關以拒 之。但此時的蜀國是否能越過巴國而攻打楚國便成了爭議的焦點。有學者認 為這裡的蜀指的是巴蜀聯軍，或是巴的筆誤（童恩正 1979），更有學者引 《華陽國志‧巴志》的巴蔓子事件，表明當時巴國已勢弱，蜀國完全有可能 越過巴國攻打楚國（沈仲常、孫華 2000[1984]）。 不論肅王四年的戰爭是蜀楚、巴楚或巴蜀聯軍攻楚之戰，這樣的戰爭敵 對關係應該不是長期的，而是時戰時和。因此當巴國有亂時，將軍巴蔓子求 援的對象便是東邊的楚國，此事見於《華陽國志‧巴志》： 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請師於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 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 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楚王歎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巴國和楚國間較為和諧的關係，在公元前477年時又因巴人主動攻打楚國 16 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禮葬其頭。巴國 葬其身，亦以上卿禮。（常璩著、任乃強校注1987:11）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華陽國志‧巴志》並未言明「周之季世」的明確時間，但其時應當在 戰國中期左右（約公元前三世紀中到二世紀中）。我們可以發現，即使有公 元前477及377年（如果真為巴伐楚）的征戰情形，巴國有難時，楚國在利益 驅使之下仍會派兵助巴平亂。筆者過去即指出巴楚間的關係是多重且不斷變 動的，我們必須釐清政治、軍事、經濟、意識形態，甚至後世學者觀點等問 題，才能更為清楚理解巴楚關係，而非以固定的國家疆域概念視之（陳伯楨 2010；Flad and Chen 2013）。接著筆者將從考古學的證據來談其中關於在巴 國的楚國貿易離散問題。 四、考古資料中所見 井溝河谷的鹽業生產 四川地區由於富有鹽資源，很多學者主張該地複雜社會的興起與鹽業 有密切的關係（任乃強 1986, 1987, 1990；屈小強 1994；阿波 1991），但由 於史料的缺乏，使得這一類的推測常流於臆測。近年來三峽水庫的興建使得 峽江地區大量的遺址被發現及發掘，有多個遺址可能與先秦時期的鹽業生產 有關，其中以 井溝遺址群的發現最為豐富，且做過最詳盡的鹽業生產研究 （關於中國近年鹽業考古學的回顧，請參見陳伯楨 2008, Chen 2008b；李水城 2012, 2013；Chen 2008b；關於 井溝遺址群鹽業考古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 請參見陳伯楨 2003a, 2013）。 井溝位在現今重慶市忠縣，為長江北岸的支流（圖1）。忠縣地區有長 遠的鹽業生產歷史，根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 17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圖1. 井溝遺址群分布圖（改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三峽考古 隊等2001:611）。 臨江縣 枳東四百里接朐忍。有鹽官，在監塗二溪，一郡所仰。其豪 門亦家有鹽井。（常璩著、任乃強校注 1987:30）。 據任乃強考證，其中的監溪便是今日的 井溝，而塗溪則為其旁的涂井 溝。以漢代全國僅設五十個左右鹽官（陳伯楨 2006），且多設在先秦時期已 有相當鹽業基礎之地的情況來看，早在漢代之前此地便已是相當繁盛的鹽產 地。近年來在 井溝沿岸發現多個先秦時期遺址，包括 井溝口西岸的哨棚 嘴（四川省博物館 1959；忠縣試掘工作組 1959；王鑫 1996；北京大學考古文 18 博院三峽考古隊、重慶市三峽庫區田野考古培訓班等 2001；北京大學考古文 博學院三峽考古隊、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等 2003；北京大學考古學研究中心、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三峽考古隊等2006；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成都文 物考古研究所等 2007）、瓦渣地（四川省博物館 1959；四川省長江流域文物 保護委員會文物考古隊 1962；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三峽考古隊、忠縣文物保護 管理所 2003）及杜家院子（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慶市忠縣文物管理所 2003a；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慶市文物局等 2007）， 井溝口東岸的羅 家橋（田壩河）（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慶市忠縣文物管理所 2003bc；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重慶市文物局等 2007）、崖腳（半邊街）（北京大 學考古文博學院三峽考古隊、重慶市忠縣文物管理所 2003, 2009；北京大學 考古文博學院三峽考古隊、重慶市文物局等 2007）、石匣子（楊華、劉瓊 等 2007；楊華、黃健華等 2009；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三峽考古隊、中山 大學人類學系 2005；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文博學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2009；張慶久 2009）、周家院子（楊華、劉瓊等 2007）和洞天堡（楊華、劉 瓊等 2007；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文博學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2009）， 以及位於 井溝中游的中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忠縣文物保護管理所 200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慶市文物局三峽辦等 2003；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 2007）。 這些遺址除了崖腳、石匣子、周家院子和洞天堡遺址為墓地遺址，以 及羅家橋遺址過於殘破無法確認外，不論是用民族誌類比或是化學分析的方 式，都顯示自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這個地區已進行鹽及相關附屬產品的 生產（陳伯楨 2003a, 2003b, 2013；傅羅文 2003, 2010；傅羅文、袁靖 2006; Chen 2004, 2008a；Flad 2004, 2005, 2007, 2008, 2011; Flad and Chen 2013； Flad et al. 2005）。過去筆者已針對這個遺址群從新石器時代以來到漢代鹽業 生產技術的演變進行復原（陳伯楨 2013；Chen 2004, 2008a），受限於篇幅， 本文僅聚焦在大約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筆者定義的 井溝遺址群第五期開 始，到約公元前200年，也就是 井溝遺址群第七期結束為止，這個河谷地區 考古遺留所呈現的變化。1 1 在早期文章中，筆者將 井溝遺址群自新石器時代至漢代依鹽業生產技術分為七期（Chen 2004, 2008a），但在最近的論文中改為八期說（陳伯楨 2013），本文採用較新的分期看法。此外，必 19 約公元前1650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壩遺址存在大量的小型尖底杯、 產工具進行鹽業生產。此一時期 井溝口的哨棚嘴、瓦渣地及杜家院子也有 尖底杯的出現，但遺憾的是除了哨棚嘴遺址發現可能是燒製尖底杯的陶窯 外，在河口的遺址並沒有發現相關的鹽業生產遺跡。但這種情況在公元前 1000年前後的第五期開始產生了急劇的變化。在中壩遺址，尖底杯及伴隨的 坑洞、溝渠遺跡等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小及形態各異的花邊口圜底罐 （圖2）。這種花邊口圜底罐的數量相當多，在比例上佔同一時期陶器的90% 以上，口緣有大波浪紋的花邊，頸部束起，底為圜底，器表滿布繩紋。有些 個別陶罐極大，高度可達160公分，但多數較小，約在30到50公分之間。雖然 前一個時期中壩遺址便已發現應由中原傳入占卜技術遺留的卜骨，但在此一 時期卜骨的數量大為增加，傅羅文認為可能是由尖底杯轉而使用圜底罐的生 產技術的變化使得中壩遺址的居民對生產的不確定感增加，繼而造成舉行相 關儀式頻率的提高（傅羅文 2013b; Flad 2004, 2007, 2008, 2011）。 而從第五期的公元前1000年開始，一直到第七期結束的公元前200年左 右，都有一種被認為是「工作面」的遺跡伴隨圜底罐出土。這一類的遺跡類 似於房屋，但通常看不到清楚的牆的遺留，內部則有少數柱洞。工作面有多 層堆積，有些層可厚達20至30公分以上，以砂、土、黏土、炭渣及陶片堆 積而成。許多表面堅硬，經化學分析顯示含有大量碳酸鈣（Chen 2004; Flad, Zhu, et al. 2005）。筆者認為這一類的遺跡應是生產鹽的作坊，它可能並非結 構很完整的房屋，而比較像是棚舍一類的建築，當時人類在裡面利用圜底罐 熬煮鹵水，地面的碳酸鈣則為鹵水熬煮過程中析出的殘渣，類似的碳酸鈣殘 留在很多鹽業生產考古遺址中都可見到（陳伯楨 2003a）。在這些工作面旁則 常見方形的凹槽，凹槽四壁有木頭痕跡及碳酸鈣的反應。在發掘剛開始時將 這一類的遺跡定為墓葬，但這些凹槽較一般棺木為小，內部皆無人骨及隨葬 須強調的是本文中的分期是以 井溝鹽業生產技術的變化做為分期的依據，與傳統中國考古學 文化分期的概念未必全然相同。本文的第五期（約1000-600BCE）時間上大致與孫華（2000a） 的瓦渣地文化同時，第六期（約600-400BCE）及第七期（約400-200BCE）則大致與孫華所謂的 青羊宮文化同時。關於中壩遺址的絕對定年可參考Flad, Wu, et. al. 2009及吳小紅等2007。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密集的坑洞和溝渠，伴隨厚厚的碳渣，顯示當時是以小型尖底杯為主要的生 20 品，屬於墓葬的可能性不高，目前傾向認為其為存放鹵水的鹵水槽。（Chen 2004; 孫智彬 2003）。一般來說一個工作面大約有數個與其相關的凹槽，以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99ZZDT0202探方為例，其中M75及M76凹槽便在F227工作面旁，應為同一組 的生產設備（圖3）。 圖2. 第五期各式花邊口圜底罐（引自引自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等 2007:1023）。 圖3. 中壩遺址工作面（F226, F227）與槽狀遺跡（M75, M76），其餘數字部份所標示者為柱洞。（陳伯楨 繪） 21 在第六期約公元前600年前後，中壩遺址堆積的陶片密度更加提高，這 器由大小不一的花邊圜底罐轉而成為標準化的花邊圜底罐（圖4-1）。雖然這 些花邊圜底罐的花邊形式和頸部弧部略有不同，但基本上的造形、大小及容 量都相當一致（陳伯楨 2013; 傅羅文 2010; Chen 2004, 2008a; Flad 2004, 2007, 2011）。這種標準化的現象顯示當時的鹽生產可能已開始有標準化的流程。 生產者刻意要將鹽塊做為一致的大小形狀，除了方便長途運輸外，更重要的 是形成某種形式的交易單位。地層中也出土大量的動物骨骼，顯示除了鹽業 生產外，中壩遺址的居民可能也從事鹽漬肉品並向外貿易的工作。（傅羅文 2013a; Flad 2004, 2005, 2011; Yuan, Yuan, Flad and Luo 2008）。 圖4-1. 中壩遺址圜底罐：第六 期花邊口圜底罐（陳伯 楨 繪） 同一時間 圖4-2. 中壩遺址圜底罐：第七 期平口圜底罐。（陳伯 楨 繪） 井溝內其他遺址也產生一些變化。 井溝口西岸的哨棚嘴、 瓦渣地及杜家院子等地也都出現以圜底罐為主的陶片堆積，顯示這些地方 也都是生產鹽或製鹽陶器的地點。更為特殊的是 井溝口東岸的崖腳、羅家 橋、石匣子、洞天堡及周家院子等遺址，從空間分布來看，它們當時應都屬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顯示對於鹽業生產的需求更為擴大。更重要的是，從此時開始，生產鹽的陶 22 於同一個大型的公共墓地。2目前這些遺址尚未發表完整的發掘報告，因此我 們接下來的討論將會以資料發表較完全的崖腳遺址為主要討論材料。崖腳遺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址目前發表屬於這一時期的墓葬共有36座，在墓向上可能順著地形埋葬，並 無一致的走向。這些墓葬幾乎都帶有強烈的楚式風格，包括墓的長寬比為3:2 （巴式墓3 多較為狹長，長寬比約3:1）、棺槨俱全（大多為一棺一槨），木槨 下方帶有枕木，以及墓中隨葬品多為楚式的武器及陶器，這些器物不論在形 制或是組合上都與同一時期楚國中心江陵地區楚墓的隨葬品相似。另外值得 一提的是，這些墓葬雖然相當密集，但是並無任何一例的打破關係，顯示當 時墓地應有相當的管理制度。 以BM3為例，此為長方形豎穴木槨墓，葬具為一棺一槨，槨板底下有兩 根橫向枕木痕跡，人骨架雖然腐朽，但仍可辨認墓主頭向東南，葬式為直肢 葬。隨葬品包括銅禮器（1鼎）、陶禮器（2鼎、2敦、2壺）、銅兵器（1中原 式銅劍、2中原式銅矛）及僅見漆皮的漆器（圖5）。而崖腳BM4除了類似的 棺槨形式外，隨葬品包括陶禮器（2鼎、2豆、2壺、2盆）、蜻蜓眼（2）、銅 鈴（2）、料珠（3）及料管（1）。這些使用陶禮器的墓相當值得注意。陶禮 器的陶質為泥質灰陶，製作相當粗劣，不具有實用性，應是製作為隨葬明器 之用。陶禮器以鼎、敦、壺，或鼎、豆、壺成組出現。這樣的組合與同一時 期楚國中心地區的銅或陶禮器的組合是一致的（郭德維 1995）。 除了像BM3及BM4這類帶有成組的禮器隨葬墓以外，還有許多墓隨葬可 能為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物。這些墓葬多為一棺一槨的木槨墓，隨葬品多寡不 一，有些隨葬品較多，像DM11的隨葬品包括繩紋陶罐、中原式的銅劍、銅 刀、銅矛、銅鉞及石斧等。或像DM25有陶盂（1）、陶長頸壺（1）、銅鉦 （1）、木璧（3）、葫蘆（1）、竹席（1）、楔狀木塊（8）及竹條若干。但 也有僅有少量陶器的墓葬，像BM5的陶豆（2）、陶罐（1）及陶盆（1），或 由於這幾個遺址空間相連，但被現代灌溉系統切割，加上主持發掘單位不同，往往給予不同的 遺址名稱。但從分布情形及墓葬內容來看，這些遺址在此一時期應屬同一墓地。後文為行文方 便，會以 井溝口東側墓地做為統稱。 3 若以考古學文化的命名原則，本區域此時期的文化應稱為青羊宮文化（孫華 2000a）。但本文為 求行文方便及易於理解，並與中國考古學界中慣稱的楚文化和楚式墓相對應，採用巴文化或巴 式墓等稱呼。 2 23 是DM29的陶盂（1）、陶長頸壺（1）及陶豆（2）。這些墓雖然未見成組楚 器物有別。 圖5. 崖腳遺址BM3墓葬及其隨葬品（引自北京 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三峽考古隊等 2003:687688）。 如果我們從長江三峽目前發表的此一時期的墓地分布來看，在這個區 域內出現楚式的墓地是一件極為不尋常的事。 井溝口東側墓地是目前已知 分布最西的楚式墓地。以目前發表的材料來看，雲陽以東，包括馬沱、故陵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式陶禮器隨葬，但隨葬的兵器或日常生活用器仍以楚式為主，與當地的巴式 24 楚墓、寶塔坪、藍家寨、林家碼頭、水田灣、麥沱、瓦崗槽及秀峰一中等遺 址出土的墓葬都是以楚式墓為主，而雲陽以西，包括李家壩、余家壩、中壩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子、大周溪、曾家溪、大坪、老鴰沖、八卦、鎮安及小田溪等遺址則屬於巴 式墓（圖6），這條界線也與文獻中的巴楚國界相若，在這條界線以西將近 100公里處的 井溝口東側墓地的墓主究竟是楚人還是巴人？ 圖6. 長江三峽沿岸戰國時期墓葬遺址空間分布（陳伯楨 繪） 首先我們要先考慮是否有可能巴人使用楚式葬俗及隨葬品的可能。目前 在雲陽以西的範圍內也發現許多被認為是巴人墓地的遺址，其中年代相近， 發表也較完整的是被認為屬於下層貴族或是一般平民的雲陽李家壩墓地（四 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雲陽縣文物管理所 2001, 2003；四川大學歷史 文化學院考古學系等2002；四川大學考古學系、重慶市雲陽縣文物管理所 25 2011）。4由於李家壩遺址較 井溝口東側墓地接近巴楚的交界，在墓葬上呈 比接近3:1），但許多墓可能受到楚國風格的影響，採用一棺一槨的葬具，甚 至在槨下方也可見兩條枕木，這與更為西邊的巴式墓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個 別墓葬，如M45的一組青銅鼎、敦、壺的組合及青銅戈、銅鏃和銅勺（四川 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雲陽縣文物管理所2003），或是97IIM33有一組 陶質的鼎、敦、壺的組合及銅匕、陶勺和陶豆（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 系、雲陽縣文物管理所 2001），其與一般楚式墓葬無異。但整體而言，絕大 多數的墓葬隨葬品都是巴式的風格為主，例如出土的銅容器主要是巴式風格 的銅鍪，青銅兵器全為巴式的柳葉劍、柳葉形矛、虎紋戈、鉞及斧等，部份 青銅兵器上還有巴蜀圖紋，而主要的陶器為繩紋圜底釜及鍪，也是巴人的慣 用炊器。某些墓葬有一些零星的楚式青銅器，如M25的青銅鼎及壺（四川大 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雲陽縣文物管理所 2003），但該墓包括青銅兵器在 內的器物仍是巴式風格。那些楚式青銅器有可能是以外來奢侈品的形式做為 隨葬。因此李家壩墓地與 井溝口東側墓地形成對比。李家壩墓地應屬於巴 式墓地，其中個別的楚式墓葬可能是移居此地的楚人，或是受到強烈楚文化 影響的巴人，而 井溝口東側墓地則可能是較為純粹的楚式墓地。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墓葬現象是在中壩遺址。中壩遺址也出土零星的此 一時期的墓葬。以較清楚發表的M11為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忠縣文 物保護管理所 2001），雖然北邊因深入界牆並未完全發掘，但從發表的圖來 看墓穴仍是屬於狹長的巴式風格，未見棺槨，隨葬器物包括六件可能是產鹽 用的圜底罐，墓主可能是當地生產鹽的工人。 到了第七期開始，也就是公元前400年左右，中壩遺址的主要陶器堆積還 是大量標準化的圜底罐，但口緣的部份由花邊口轉而變成平口，且體積較第 六期時略小（圖4-2）。基本上所有的遺物遺跡與第六期無太大差異，顯示鹽 業生產的活動仍持續進行，且生產技術無太大的變化。但有趣的是此一時期 4 李家壩遺址分為居址及墓地兩區，其中墓地部份主要時間約從春秋晚期到秦代，持續時間較 井溝口東側墓地為長。本文中選出做為比較的李家壩材料均是戰國中期至晚期，年代相近於 井溝口東側墓地的墓葬。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現出較為複雜的樣貌。我們可以發現李家壩的墓穴較一般楚式墓窄小（長寬 26 中壩遺址卜骨的數量來到第二次高峰，傅羅文認為中壩的居民應又面臨一次 相當大的變動（傅羅文 2013b; Flad 2004, 2007, 2008, 2011）。關於這個現象，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我們將留到後面再進行討論。 由於發掘報告的斷代差異，我們對於這一時期的哨棚嘴及瓦渣地遺址所 知仍十分模糊。但由目前所有已發表的材料來看，哨棚嘴及瓦渣地遺址都未 見中壩遺址最大量的平口圜底罐（王鑫 1996；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三峽考古 隊等 2001；北京大學考古學系三峽考古隊等 2003；北京大學考古學研究中心 等 2006；胡明明 2003）。個人在北京大學哨棚嘴的庫房中也未有大量此類陶 器的印象。目前的材料還無法有明確的定論，但可能可以設想出幾種情況。 首先，有可能此時期 井溝口已停止鹽業生產，而以中壩為主要的鹽生產 區；其次也有可能此一時期 井溝口仍持續使用花邊口圜底罐製鹽的方式， 而未改成平口。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更後期的擾動將此一時期的遺存完全 鏟除的可能性。 井溝口東側墓地在此一時期仍持續地被使用。根據朱萍的分析 （2002），截至2000年的發掘為止，共有至少28座墓葬可被歸類在此一時期。 由於這時期崖腳墓地的墓葬風格有一個轉折，因此這些墓葬又可再被細分為前 後兩個時期。早期的墓葬風格仍維持第六期時楚式風格的葬式及器物，但是不 再像是第六期那樣有的鼎、敦、壺或鼎、豆、壺的成組隨葬器物。以DM11為 例，它有楚式的棺槨，墓穴周圍塗有青膏泥，同時在棺的下方有兩塊枕木。隨 葬品則有陶罐、石斧、中原式的有柄青銅劍、銅矛、銅鉞以及銅刀（北京大學 考古文博學院三峽考古隊、重慶市忠縣文物管理所 2003）。 而目前為止被歸類為後期的墓葬僅有三座。這三座墓不論葬式或是隨葬 品的風格都屬於巴式墓。其中BM2是最為重要的一個例子，因為它打破了先 前第六期的BM4楚式墓（圖7）。BM2的墓穴狹長，未見葬具，人骨腐朽，隱 約可見為直肢葬，墓內頭端放置陶釜（2）、矮圈足豆（2）及一把鐵劍。種 種跡象顯示，從第七期的早段開始，崖腳墓地的楚式風格便逐漸減弱，而到 了第七期的後段，崖腳墓地僅存巴式的墓葬，並打破先前的楚式墓，顯示原 有楚人勢力的消退，而整個墓地也失於管理。 27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圖7. 崖腳遺址BM2墓葬（引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三峽考古隊等 2003:699）。 五、 井溝口東側墓地的貿易離散社群 與李家壩墓地相比，我們會發現 井溝口東側墓地是非常純粹的楚式墓 地。究竟為何在遠離巴楚交界的地區出現一個如此純粹的楚式墓地？許多學 者也注意到 井溝口東側楚式墓地的存在並提出他們的解釋。幾乎所有的學 者都同意這些墓主應是楚人，也意識到墓主與鄰近中壩等鹽業生產遺址的關 係，但從部份隨葬的中原式的武器推論墓主們應是楚國攻打巴國以奪取鹽資 源的軍事據點的駐守人員或陣亡將士（趙炳清 2005, 2008, 2009, 2010；余靜 2005；朱萍 2002, 2003, 2006, 2010；鄒芙都 2005；劉不朽 2005）。筆者認為 這樣的推論存在一些問題。首先鹽資源是消耗性物品，它的取得講求的是長 期穩定的供給而非間歇性的掠奪。此外， 井溝口東側墓地代表的是一個小 型的社群，如果我們考量後勤補給的因素，我們會發現要在深入敵人腹地的 情況下維持一隻小型軍隊駐紮且能控制住當地的鹽資源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情。儘管我們在部份墓地中看到一些中原式的銅劍，但帶武器的墓葬在 井 溝口東側墓地的墓葬中僅佔少數，若要以此推論軍事攻擊或佔領確有不足。 那是否有其他可能的解釋？筆者認為我們應該要從同一時期 井溝遺 28 址群的現象整體來考慮。我們先前提到在第六期的時候，中壩遺址的鹽業生 產歷經了未標準化進入標準化的過程，鹽以及腌漬肉類的產量也有所提升，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這顯示該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而這麼大的產量應是供給長距離貿易所 需。在同一時期 井溝口東側楚式墓地的出現顯示交易的對象應該是位於長 江中游地區的楚人。筆者認為這個墓地的墓主們應該屬於楚國在巴國負責鹽 業貿易的貿易離散社群。 如果 井溝口東側墓地的墓主們是來自楚國的貿易離散社群，下一個問 題便是他們究竟在楚國及巴國之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果我們藉用Stein 對貿易離散的分類來理解的話，它應該比較接近自治模式的類型（Stein 2002a）。這樣的推測來自於幾個不同的考量。首先我們要考慮的是兩國之間 的國力及互動情形。儘管楚國是東周時期滅國最多的國家，但事實上在楚國 國家擴張過程中採取了許多不同的策略。筆者過去便主張對於中國早期國家 的研究不應持有固定疆域的概念，而是應視其為政治、經濟、軍事及意識型 態，甚至現代學者學術背景等權力地景所形成的不整合體，在研究時要仔細 拆解不同的權力地景關係（陳伯楨 2010；Falkenhausen 2006; Flad and Chen 2013）。從歷史文獻來看，巴楚之間雖然偶有衝突事件，但整體而言維持了 較為穩定的盟友關係，同時在這過程中，楚在政治和文化上似乎是在較高的 位置，在《左傳‧桓公九年》及《左傳‧文公十六年》中可以看到同盟時巴 是依附在楚之下的情形。但巴並非一直處於從屬的地位，而是視情況出現如 《左傳‧莊公十八年》或《左傳‧哀公十八年》所記的叛楚事件，甚至在像 《左傳‧莊公十八年》的個別戰役中，擊潰楚王御駕親征的軍隊。而在經濟 方面雙方則各有所偏重，形成某一種程度的貿易相互依賴關係。 井溝口東側墓地基本上便反應了這樣的雙邊關係。從考古證據來看， 整個墓地不論是葬式或是隨葬品都帶有強烈的楚式風格，更重要的是在整個 第六期到第七期早段，墓地有著嚴格的管理制度，墓與墓之間完全沒有見到 一例的打破現象，也未摻雜有任何巴式墓葬在其間。遺憾的是發掘過程中並 未發現聚落區域，但由墓地的情形推測，這群墓地的墓主們在當時也應有一 區獨立的居住區域，而與當地巴人有所區隔。 這種情形可以從當時的巴楚關係來理解。對於當時境內缺乏鹽產地的楚 29 國而言，如何穩定取得鹽及腌肉等資源是非常重要的考量。而對於手邊掌握 維持穩定的交換關係，取得帶有楚國風格的青銅器、漆器及絲綢等，一方面 將持有及消費這些楚式風格的物品轉化為統治國內的政治資本，另一方面又 不願意不受限制的楚國商人在境內任意流動的考量下，在鹽業生產遺址旁劃 出一區居址及墓地給予這些楚國的商人可能是一個較合適的措施。而對於這 些來自於楚地的商人，他們在貿易過程中仍然與母國間有強烈的聯結，除了 基於血緣與共生等根基性的理由在巴地仍使用楚式風格的器物及葬式外，在 當時巴楚的社會關係下，楚國商人使用外顯的楚式風格具有極為重要的工具 性的社會意義。與這些楚國商人互動的過程使得巴國的政治菁英得以展示他 們對楚的政治外交能力，進而強化他們對內的統治權，而這種互蒙其利的關 係使得楚國商人能從跨國貿易中得到更大的利益。 另一條間接與 井溝口東側墓地相關的史料來自於湖北包山二號墓出土 的147號簡： 陳□、宋獻為王煮鹽於海，受屯二檐之食，金鋞二鋞，將以成收。 （湖北荊沙鐵路考古隊 1991） 包山二號墓的墓主一般認為是楚國的左尹邵 ，發掘報告對該墓下葬年 代推斷為公元前316年，這個時間剛好在楚國滅越（公元前355年）將國土擴 展至海以後。一方面可能有了自己的鹽源，另一方面可能也來自於西邊秦國 進逼的壓力（秦最終在公元前316年滅巴及蜀），楚國主要的鹽源便由西邊 的井鹽轉向東邊的海鹽，楚國駐巴的貿易離散社群失去功能，也造成了第七 期後段時 井溝口東側墓地楚式墓的消失。這些貿易離散社群很有可能整群 撤回母國，或是仍有一小部份的人留在 井溝，但即使是留在 井溝的楚人 也失去了政治的庇護及經濟的優勢，而逐漸融入當地的社會。因此我們可以 看到墓地中開始出現巴式的墓葬，甚至打破了先前楚墓，反映出楚國貿易離 散在此地的衰微。先前提到中壩遺址在此一時期時又出現一波新的占卜頻率 的高峰，很可能也反映了生產者在面臨新的政治和經濟局面時的強烈不安感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豐富鹽資源的巴國政治菁英來說，如何利用這些資源與整體國力較強的楚國 30 （傅羅文 2013b; Flad 2004, 2007, 2008, 2011）。 此外，筆者認為這些來自於楚國的人屬於商人而非直接進行鹽業生產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者的原因來自於對中壩遺址出土遺物的考察。東周時期中壩遺址陶片堆積在 二、三公尺以上，由於為鹽業生產遺址，其中高達90%以上為製鹽陶器，而在 為數不多的生活用陶器方面，幾乎都是巴式的生活用陶器，而遺址上零星的 少數墓葬在葬式及隨葬品方面也都屬於巴式風格，顯示在製鹽遺址上活動的 人主要應是當地的巴人。 我們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則是這群楚國離散商人的社會身份和地位。沒有 任何確切的文字資料使我們得知這些楚國的離散商人是官商或是民商，但從 較晚的包山楚簡147號「為王煮鹽於海」的簡文顯示楚國官方是有可能介入鹽 的生產或貿易的。另外的一種可能是他們是民商，但在運鹽進入楚國境內時 楚國官方會再加以課稅以獲其利。在安徽壽縣出土的的鄂君啟節中我們可以 看到楚懷王六年（323 BCE）時，楚王製作青銅的舟節和車節給予貴族鄂君 啟，明訂鄂君啟商隊的運輸路線及經過的關卡，在限定的運輸貨量內，除限 制的武器外，各種商品「得其金節則勿徵，勿予朝 ；不得其金節則徵。」 （殷滌非、羅長銘 1958）。儘管鄂君啟節中並未談到鹽，但做為大宗民生物 資，是有可能在通過關市時被稅官課以稅金，而國家由此得利。 就墓葬隨葬品的內容來看，這批居住於 井溝口的離散商人社會地位可 能略高於一般平民，但也不會過高。他們的隨葬品主要是陶禮器或陶生活用 具，僅有少量的青銅武器、容器和飾品隨葬。陶禮器的製作相當粗劣，很明 顯不具實用功能，僅是為隨葬而匆忙製作的。我們再次回到包山楚簡147號 的簡文，我們可以看到為王煮鹽於海的人所得到的報酬是二檐之食及金鋞二 鋞。這樣的報酬大概是在什麼水準呢？傳世的傳賃龍節上有「王命命傳賃， 一檐食之」的銘文（李家浩 1998）。為王雇傭以從事驛傳工作者一月所受 的糧食為一檐，為王煮鹽於海者的糧食為其一倍，另加金鋞二鋞，雖然包山 楚簡受僱煮鹽者可能為僱傭的工頭，地位較一般受雇驛傳者略高，但總的而 言也不能算是擁有太高的地位。在 井溝口的貿易離散社群不論是官商或民 商，其社會地位估計與包山楚簡為王煮鹽於海者相去不遠。 31 六、結語 肯定存在著不同規模的人群移動，以及隨之而來的互動交流，但考古學上能 觀察到的又往往僅是物在空間及時間上的遷移或擴散，使得學者往往把焦點 放在大規模的人口移動上。本文以長江三峽 井溝遺址群的考古遺址為觀察 對象，結合考古學材料、各種形式的歷史文獻及社會科學理論，試圖解釋為 何在古代巴國境內會出現如此孤立的楚式墓地。在考量巴楚兩國的政治、經 濟、軍事及文化等關係後，筆者主張 井溝口東側墓地的墓主們應為鹽業生 產和貿易所帶動的小規模貿易離散社群。我們目前不清楚他們是否帶有官方 的色彩，但他們的存在和消失與巴楚兩國間的關係息息相關，同時他們也帶 動了兩國之間的交流。筆者希望這個嘗試能夠拋磚引玉，讓先秦考古學和歷 史學的研究能更加重視小規模人口移動的成因、形成過程，以及對於當時社 會的影響，使我們對古代社會的人口流動和文化互動有更深入的理解。 參考書目 王鑫 Wang, Xin 1996 忠縣 井溝遺址群哨棚嘴遺址分析–兼論川東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及早 期青銅文化 zhong xian ganjinggou yizhiqun shaopengzui yizhi fenxi – jianlun chuandong diqu de xinshiqi wenhua ji zaoqi qingtong wenhua [The analyses of the Shaopengzui site in the Ganjinggou site cluster – with discussions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s and early Bronze Cultures in the Eastern Sichuan area]。刊於[In]四川考古論文集sichuan kaogu lunwenji [Collected Essays on Archaeology in Sichuan]，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編sichuan sheng wenwu kaogu yanjiusuo bian [Sichuan Provinci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d.]，頁1943 [Pp. 19-43]。北京：文物出版社beijing wenwu chubanshe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石泉 Shi, Quan 2004 古巫、巴、黔中故址新探gu wu ba qinzhong guzhi xintan [New research of locations of anceint Wu, Ba and Qinzhong]。刊於[In]古代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人口的流動一向是考古學中最常見，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古代社會 32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類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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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gument i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search which treats these burial owners as Chu military troops for looting salt from the Ba State. Keywords: Eastern Zhou, Chu, Ba, trade diaspora, migration 東周時期楚國的鹽業貿易離散 Chu Salt Trade Diaspora in the Eastern Zhou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