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_深圳富士康新生代農民工的都市狀態初探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57-108 頁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深圳富士康新生代農民工的都市狀態初探 * 楊友仁 ** Social Alienation and Labor Regime A Primary Exploration of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Urbanism in Shenzhen’s Foxconn City by Daniel You-Ren YANG 關鍵詞： 血汗工廠、疏離都市狀態、社會支持、打工體制、社會資本、勞動控制 Keywords: sweatshop, alienated urbanism, social support, migrant labor regime, social capital, labor control 收稿日期：2011 年 9 月 20 日；通過日期：2014 年 2 月 12 日 Received: September 20, 2011; in revised form: February 12, 2014 * 本文修改前曾發表於 2011 年 9 月新竹清華大學人社院舉辦的「流動議題與兩岸社會」 研討會，感謝台社兩位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以及兩岸三地富士康研究團隊所有 成員的協力幫助，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 101-2628-H-029-002 的補助。 ** 服務單位：東海大學社會系 通訊地址：407 台中市中港路三段 181 號 E-mail: yyren@ms34.hinet.net 058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摘要 移工在異地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種都市狀態，富士康農民工的生 活方式，某個程度是「疏離都市狀態」 ，社會互動機會匱乏。本文從社 會學的角度探索，是怎樣的結構限制，讓深圳富士康的農民工，產生 了社會疏離的生活狀態？透過實證研究，我們分析深圳富士康農民工 基本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現普通工人在深圳成家落戶的經濟門檻非常 高，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制度門檻，基本上也是經濟性的限制。本文 強調，中國大陸轉型經濟所形構的打工體制，不利於新生代農民工的 關係網絡拓展與社會資源累積，對他們的社會流動產生很大制約；其 次，富士康諸多部門的勞動控制策略，係以行使專制權力來獲取工人 的從屬性，有意識地打散工人可能的社會連帶，以利基層幹部操弄工 作場所政治，更加劇打工體制對於民工社會生活的壓迫。我們認為受 社會資本理論啟發、對於大陸社會網絡之資源流動功能的樂觀期待— 社會網絡再建構論，在解釋新生代農民工之生活結構上，具有相當程 度的限制。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extensive studies on Chinese urbanization, few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world factory city and contextualize their livelihoods in those neighborhoods. This paper pays attention to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ay of life in Shenzheng’s Foxconn city, understood as a relevant pattern of China’s urbanism. Based on irst-handed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e ind strong evidences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namely, that “social alienation” is a common experience to these workers. Moreover,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e interplay of various institutional factors contributes to the alienated urbanism, including hukou system, urban policy, corporate strategies and labor control politics. Finally we argue 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squeezes the workers in developing their social support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networks, both instrumental and emotional, and further compresses their opportunities of social low. To conclude, we highlight the limitation of the “social capital thesis” in understanding the new-generation workers’ life opportunity in this case. 059 台灣社會研究 060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羅伯特 · 歐文的洞察是正確的， 如果人們任由市場經濟按照它自身的規律發展， 就會產生巨大而永久的災難 歐文主義運動本來既不是政治運動也不是工人階級的運動， 它代表被即將到來的工廠折磨的普通民眾的渴望， 來找到一種人控制機器的生存方式。 卡爾．博蘭尼， 《鉅變》 一、導言：富士康作為關鍵詞 『為什麼不能批評富士康呢？』 這是本文所鑲嵌的更廣泛之研究計畫，想要去理解的根本問題。 2010 年夏天，富士康深圳廠區發生工人連續跳樓自殺事件，1 台灣的社 會科學界，發起了「終結血汗工廠，捍衛勞動人權」的連署活動，2 因為 在學者召開的記者會上，筆者好友的一句「台灣之恥」 ，引起軒然大 波。筆者體會到一種「不應該批評富士康（或郭台銘） 」的心態，這種心 態，某個程度嵌入台灣社會的深層，它似乎成為一條敏感的神經，在 這個「全民拚經濟」 、期待「鮭魚返鄉」的時刻，被認為不應該輕易挑 起。 到底富士康是什麼？人們理解富士康嗎？ 筆者認為，富士康，是身處資本主義全球化渦流當中台灣社會（乃 1 兩岸三地 20 多所高等院校 60 多位師生，在發生富士康工人連續跳樓自殺事件之後， 於 2010 年開始，組織了多次對於富士康工人勞動條件的社會調查，這一系列的研究 仍然繼續進行，階段性的調查報告，請參見潘毅等（2011） 。 2 請參見 http://sites.google.com/site/laborgogo2010/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至於中國）一個充滿張力矛盾的東西，它是跨國企業集團、是某種商業 模式、企業文化、是電子業台商、是權力機制、乃至於是未來可能的 企業模型，而筆者認為，它也是血汗工廠（sweatshop） （Ross 2004） 。3 這 樣的張力與矛盾，簡言之即是，作為一個全球資本主義中的代工王 國，特別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半邊陲手肘」 （鄭陸霖 1999） ， 「台灣社 會如何面對台商血汗工廠呢」？筆者認為這樣的詰問，在現今的政治經 濟脈絡下，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其社會對話過程並不簡單。理解作為 一個特殊企業的富士康，以及富士康所代表的結構歷程，是台灣社會 的一個反身性計畫（relexive project） ，4 這個計畫，我們主張，可以從理 解農民工開始。 新生代農民工是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的關鍵歷史角色，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降，大量的勞動人口自農村湧入城市，因城鄉 二元戶口制度，這些外來工人被稱作「農民工」 。5 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 研究中心 2011 年的研究報告，2009 年中國大陸共有 2 億 2,978 萬名農民 工，其中「新生代農民工」—80 年代後出生、年滿 16 周歲以上之在異地 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已超過一億人，成為流動的主體， 他們的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已經與上一代 60、70 年代「嬰 兒潮」時期出生的農民工有很大的不同，渴望著市民身分認同、待遇平 等及融入城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 2011） 。中國全國總工會 研究室於 2009 年提出的《全國總工會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報告》 3 關於什麼是血汗工廠（sweatshop）的定義，在台灣曾引起相當大的辯論，國際上（包括 美 國 官 方 在 內）則 對 血 汗 工 廠 採 取「不 符 合 國 際 勞 動 標 準」這 個 定 義（Ross 2004: 7-51），並發展出一套被認為「相對客觀」 、而且可以衡量 (measure) 企業具體表現的 「國際勞動標準（global labor standard） 」 。 4 關於反身性、反身性社會學（relexive sociology）的看法，請參見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5 對於農民工這個辭彙，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打工青年藝術團的孫恆認為不 太貼切，因為他們早就不是農民了，所以孫恆比較傾向用「新工人」而不是農民工， 提供給讀者參考。 061 台灣社會研究 062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亦指出，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目前勞動大軍的主體，他（她）們的平 均年齡約為 23 歲，百分之八十未婚，文化與職業教育水平亦較傳統農 民工高。6 然而一群一群二十歲出頭的新生代農民工，為了工作和夢 想，進入到陌生的勞動生活空間裡，其面臨的社會資源似乎是窘困 的，特別是面對都市生活的各種困難。 古典都市社會學者 Luis Worth，在西方工業都市化脈絡中，敏銳地 探查現代性對於社會關係之衝擊，強調「都市狀態是一種生活方式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 。農民工的生活方式，肯定也是一種都市狀 態（Wu, Chang and Webster 2013） ，中國大陸的都市狀態，絕對不僅僅 是上海浦東的東方明珠，或者杜拉拉升職記，7 民工村是中國大陸都市 狀態的一部分，此種都市狀態，一些學者稱之為「邊緣都市狀態（periurbanism）」，8 我們則認為，農民工的生活方式，某個程度凸顯了當代中 國的「疏離都市狀態（aligned urbanism）」 。9 在我們對深圳富士康城的田野調查中，觀察到很多新生代農民工 所呈現出的社會疏離現象（Seeman 1959） ，10 如本研究問卷調查所顯示 的，富士康工人的「社會支持」很缺乏，有 34.4% 的受訪者覺得『幾乎沒 有』真正跟自己很親近的人，33.3% 的受訪者覺得『很少有』真正跟自己 親近的人（表 1）；也如以下這幾段從訪談得到的田野筆記所紀錄的：11 6 資料來源：http://www.hudong.com/wiki/《全國總工會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研究報 告》。 7 李紀舍、黃宗儀（2011） 。 8 Fan（2006）; Lin（2006）; Pannell（2006） 。 9 楊友仁等（2011）。 10 本文採納 Seeman（1959）對於疏離（alienation）的古典定義，包括以下的社會心理狀 態：無力（powerlessness）、無意義（meaninglessness） 、失序（normlessness） 、孤立 （isolation）以及自我隔閡（self-estrangement） （頁 783） 。 11 在兩岸三地高校師生富士康工人調查的訪談資料庫中，有許多類似這樣凸顯社會疏 離現象的訪談紀錄。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會一起談話的朋友，就是生產線上這幾個認識的同事，和宿 舍的舍友也僅是點頭之交，甚至連舍友的名字都不曉得…… ……對於在富士康工作的心得感受，小辰覺得殘酷、現實、無 助，甚至覺得社會愈來愈模糊…… ……她於是形容，車間上工以外，她不是在食堂吃飯，就是在宿 舍裡睡覺…… ……小徐表示他在深圳這裡工作有壓力，他表示孤身來到深圳打 工，日常生活所能認識的只有車間的同仁，但同仁間的互動只是 形式、表面上的，真正遇到困難時，能伸出援手的幾乎沒有，小 徐覺大家來這裡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沒什麼人情味可言…… （表 1）富士康工人社會疏離問卷調查結果示意 最近兩個禮拜你是否覺得「有真正跟自己很親 有效次數 近的人」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幾乎沒有 99 34.4% 34.4% 極少有 96 33.3% 67.7% 有時候有 50 17.4% 85.1% 經常會有 43 14.9% 100.0% 288 100.0% 總和 最近兩個禮拜你是否有「自己所擁有的人際關 有效次數 係是有意義」的感覺？ 幾乎沒有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82 28.6% 28.6% 102 35.5% 64.1% 有時候有 52 18.1% 82.2% 經常會有 51 17.8% 100.0% 287 100.0% 極少有 總和 最近兩個禮拜你是否有「沒有人可以陪伴我或 有效次數 者跟我聊天」的感覺？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經常會有 62 21.5% 21.5% 有時候有 90 31.1% 52.6% 極少有 57 19.7% 72.3% 幾乎沒有 80 27.7% 100.0% 289 100.0% 總和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研究問卷。 063 064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下表的富士康工人一日生活圈示意，清楚地說明瞭農民工日常生 活受到的空間限制，以及社會互動機會的匱乏。 （表 2）富士康普通工人一日生活圈示意 時間 行為 地點 6:00~8:00 起床、吃飯、著 裝、步行上班 宿舍、外租房、 室友、伴侶 社區、廠區食堂 8:00~12:00 工作 車間 12:00~14:00 吃飯、休息、小睡 廠區食堂、車間 車間同事、獨自 短暫閒聊 片刻 一人 14:00~17:00 工作 車間 車間同事、管理 不趕工時可閒聊 幹部 17:00~18:00 用餐、小憩 廠區食堂 車間同事、獨自 短暫閒聊 一人 18:00~21:00 工作 車間 車間同事、管理 不趕工時可閒聊 幹部 21:00~23:00 與遠方家人或朋 室友、伴侶、 馬路、宿舍、 下班、打電話、 上網、聽歌、看電 外租房、社區、 老鄉、同學、前 友聯繫、與當地 同事、獨自一人 朋友的交流 商場 視、逛街、瞎逛 23:00~6:00 睡覺 宿舍、外租房 接觸的人 談話內容 短暫寒暄 車間同事、管理 主要聊工作內 幹部 容，擔心重工， 不能多聊 -- -- 資料來源：楊友仁等（2011：16） 。 就我們的觀察，富士康工人的社會疏離現象，與其社會支持網絡 （如家庭網絡、親友網絡、同鄉網絡、同學網絡等）的欠發展、被壓 抑，有一定的關係，在形式上展現了兩個基本特徵，首先是富士康農 民工整體社會支持網絡的缺乏，其次則是「情感性」社會支持網絡 ( 強 連帶作用 )，比「工具性」社會支持（弱連帶作用）更為缺乏，一般認為 比較有價值的經濟性、工具性社會資源，比如說「借錢」 ，雖然也不 多，但還比情感性資源要容易得到。這種缺乏現象，不僅止於「沒有朋 友」的層次，12 其背後所內蘊的社會疏離命題，值得關切。 12 例如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不少富士康工人回答，來到這家工廠後，認識不少新朋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都市狀態（urbanism）」在原來的概念脈絡中，帶出移住工人社會 整合與社會疏離現象，是社會學非常古典的研究命題。13 現代都市裡人 與人的疏離，可以從貨幣經濟的興起、以及社會紐帶在鄉村與都市之 間的斷裂來理解，現代都會裡的生活不像鄉村生活受傳統連帶關係的 支配，14 而是變成一個陌生人的世界，其特質如圖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所論述，經由「思慮過的意志（Kürwille）」所形成之 益交換的現代「社會（Gesellschaft） 」 ，和從「有機意志（Wesenwille，意指 本能的自然意志、情感的實體） 」出發、形成有血緣、鄉土關係及精神 歸屬感的「共同體（Gemeinschaft） 」 ，有很大的不同（Tönnies 2001） 。 Georg Simmel 對於社會關係與社會紐帶轉變的觀點與 Tönnies 有所類 似，然而 Simmel（1950）強調轉變都會心靈狀態的，是貨幣經濟與分工 深化的結構性作用，現代社會的生活型態體現在這些結構力量交互影 響的「微觀分子過程」之中，他認為城市乃是現代性之座落，都市生活 充滿曖昧、失序、不確定狀態，一方面是置身於變化迅速、零碎化的 社會經驗裡的孤立，另一方面是接觸大量增長的刺激與新奇事物的體 驗，現代都市社會確實為人類智慧和個性、自主與自由發展，提供前 所未有的機遇，然而與此同時，它也形構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疏離 和麻木不仁（blasé）的態度（頁 402-424） 。 15 深圳的外來務工者在大都會中的疏離景況，彷彿是 Louis Wirth 形 友，且不只來自於同鄉，更多的是「五湖四海」 。 13 Durkheim（2008）; Wirth（1938）; 任遠、鄔民樂（2006） ；李樹茁等（2006） 。 14 新馬克斯學派的都市社會學者，對於人文生態學派（human ecology）將城市與鄉村對 立起來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提出了很有價值的歷史性批判（Castell 1977） ，不過在本 文的脈絡下，筆者認為，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所強調的學術典 範（paradigm）之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很值得參考（Kuhn 1962[1989]） 。 15 高承恕教授 2011 年 9 月於新竹清華大學的「流動議題與兩岸社會」研討會專題演講， 曾經提出當代資本主義四大矛盾的看法，其中之一是 “over-manic” 與 “over-panic”（高 教授原語）同時並存，筆者認為這與 Simmel 對於貨幣經濟力量影響人們社會心理狀 態的看法，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065 066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容的「孤獨地走在人群中」 ，也像是 Georg Simmel 所分析的「陌生人（the stranger）」—處於「金錢理性」下人與人相對的疏離世界。2010 年 5 月 富士康發生工人連續跳樓事件後，有論者認為富士康工人的「自殺率」 不是特別高，16 也有人認為富士康的自殺問題只和工作枯燥、無趣和疏 離有關，富士康本身的勞動環境遠較一般的血汗工廠要好上許多，17 更 有人認為自殺事件的本質乃是另一種貨幣化的交換，為了死亡撫恤 金，「一跳保全家」 。本研究並不認同這些低估此事件重要性的看法， 本文的基本切入點，是生產領域的勞動體制與都市狀態的交互作用關 係，因都市領域的勞動力再生產與居住空間問題，深刻關乎著馬克 思、恩格斯所述之資本主義第二種剝削形式—掠奪土地價值、透過貨 幣與利率手段對工人漫天勒索（Harvey 2012: 35-42） ，這在血汗工廠研 究中越來越重要。 我們基本的發問是，在中國大陸轉型經濟的社會空間脈絡下，怎 樣的結構限制與機制，可能讓在深圳工作生活的富士康農民工，產生 了社會疏離的狀態？它與現代性意義上的都市化所造成的疏離心智狀 16 這點主要是由北京清華大學心理系教授樊富珉所提出，富士康在發生工人連續跳樓 自殺後，一些心理專家應邀來到了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包括當時清華大學心理學系 副主任、自殺研究專家樊富珉，2010 年 5 月 26 日總裁郭台銘邀請媒體到富士康園區 參觀，並邀樊富珉演講，說明員工自殺心理及防範之道，這名心理學學者稍早在 5 月 12 日 CCTV《新聞 1+1》節目中，做出這樣的表示，整段訪問對話內容如下。 「主持 人：這個我明白了。還有一個問題給您，因為我們知道在富士康是從今年，進入到 今年以來，這已經是第七起了。在短時間內發生這麼多起跳樓的事件，如果站在學 理這個角度上，發生率算不算高？樊富珉：從世界衛生組織關於自殺率的統計是按 十萬分之多少統計計算的。目前中國的自殺率大概是，按照衛生部統計，是十萬分 之十幾，十六左右。主持人：這是在一年的時間內？樊富珉：對，富士康我們去了 以後感覺到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企業，40 多萬人。主持人：您覺得 40 多萬人的企業 發生……樊富珉：十萬分之二三左右，大學生我們也做過統計，大概十萬分之二到 三左右。主持人：您覺得這是低還是在範圍之內的？樊富珉：如果從全國的自殺率 來比的話，應該還是低。 主持人：好」 。資料來源：搜狐網（2010） 。 17 這樣的論點如 2012 年接受 APPLE 委託、對富士康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式勞動稽查的公 平勞動協會（FLA）主席 Auret van Heerden，在 2012 年 2 月第一次至富士康視察工廠 後，受路透社訪問時所表示，資料來源：Jones（2012） 。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態（Simmel 1950: 402-424） ，有怎樣的異同？而這對於農民工的社會流 動，和生活結構又有怎樣的意涵？本文就此提出論證，首先我們認為 與疏離都市狀態密切相關的中國大陸打工體制，不利於新生代農民工 關係網絡的拓展與資源累積，對他們的階層流動，產生很大的制約； 富士康諸多部門對普工的勞動控制策略，充分凸顯專制主義、去社會 連帶和微觀權力操弄，加劇了打工體制對於民工社會生活的壓迫。我 們強調運用社會資本理論、對於關係性資源在中國大陸階層流動的樂 觀功能預期，必須重新重視其結構性制約，特別是打工體制所造成的 顯著限制。 二、疏離都市狀態作為一個詰問：問題意識的提出 疏離都市狀態作為一種詰問，到底帶出了怎樣的問題意識呢？我 們初步將疏離都市狀態操作性地定義為「缺乏社會關係網絡的支持」 ， 其中我們特別重視作為情感性支持之強連帶（strong tie）的缺乏。根據 古典社會學家對於工業化社會轉型對社會紐帶產生衝擊的洞見，人跟 人之間的社會網路連帶，必然與「結構性」的社會發展相關聯，也就是 說，工人之所以會產生某種孤寂、疏離狀態，不是工人個人精神狀態 出問題，18 其必然與工人所鑲嵌的社會結構與時空脈絡轉變有關。這樣 的結構性視角，自從一百多年前涂爾幹發表「自殺論」以來（Durkheim 2008），就成為自殺研究中的主流典範，19 如「自我本位型自殺（egoistic suicide）」、「失序型自殺（anomic suicide） 」被涂爾幹認為係反映了過於微 弱的社會連帶關係，在社會作為一個道德整體之涂式研究典範下，移 18 大陸不少精神科學專家，針對富士康跳樓事件做出此類研究報告，例如有專家提出 「男性、單身、教育程度不高的年輕農民工較容易有輕生問題」 ， 「多數是遇到情感障 礙，其次是存在心理問題」 ，參見中央通訊社（2011） 。 19 Baller and Richardson（2002）; Haynie, et al.（2006）; Tubergen, et al.（2005） 。 067 068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住工人的社會整合與疏離，成為社會科學古典的研究命題。20 放在中國 大陸的脈絡下，農民工的社會 城市融入不足問題，已經浮上公共政 策論辯的檯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 2011） ，被認為深深影響 著社會福利、經濟發展、城市化進程、勞動力市場、文化認同以及和 諧穩定。21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城市融入視角，經常預設著一個由邊陲 外來融入中心主流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將農民工視為有待主流社會整 合的對象；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不足之所以被當成問題，某個程度是受 到「社會資本」理論及其引申意涵的影響，也就是社會關係網絡的工具 性角色。 延續著古典資本理論對於資本的定義—資本作為產生剩餘價值的 資源投資，林南將社會資本定義為「鑲嵌於社會網絡、並被行動者為了 其行動所需而獲得與使用的資源」 （Lin 2001: 38） ，此理論的基本立論 點是社會關係具備著某種「資本」的徵質，可對其進行投資，並期望藉 此在市場中獲得回報。社會資本指的是透過社會鑲嵌網絡所取得的關 係性資源，並可以讓行動者為其行動所需而取用，社會網絡有利於聯 繫與取得資源，在目的性行動（包括工具性行動與情感性行動）中，行 動者可以動員鑲嵌於社會網絡的資源，它具有工具性，使得資訊的流 動變得容易，若干社會連帶關係（如擁有策略位置、權威、權力）可能 會對組織或其代理人產生影響，被視為社會文憑（social credential） ，加 強了認同、認知與信任。社會資本理論強調社會關係網絡在社會整 合、資源動員與階層流動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Bian 1997; Burt 1992; Granovetter 1973; Lin 2001） ，而且情感性支持與工具性支持，都是社會 網絡的功能，前者被認為與強連帶（strong tie）有關，牽動了同質性互 動，後者則與弱連帶（weak tie）有關，牽動了擁有不同社會資源的對象 和具異質性的互動（Lin 2001） 。此外，情感性支持網絡與工具性支持網 20 Cheong, et al.（2007）; Fan（2008）; Korinek, et al.（2005）; Wen and Wang（2009） 。 21 任遠、鄔民樂（2006） ；周小剛、陳東有（2009） ；潘澤泉（2007；2008） 。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絡，具有一定的重疊性（任義科等 2008） ，社會網絡不僅僅是工具性 的，也是情感性的，這樣的關係性社會資源，對於人們社會資本的發 展相當重要，不但影響著職場機會，影響著階層化流動，更影響都市 生活與社會心理狀態。 在社會資本理論的基礎上，中國大陸對於農民工的「社會網研 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這個研究取向除了肯定人力資本在流動人口 職業地位取得過程中所起的作用（Blau and Duncan 1967） ，也將城鄉人 口流動理解為一種社會性的流動，包含了地域流動、職業流動和階層 流動三個方面，並強調「社會網絡再構建」的角色，指出社會網絡資本 在農民工進城過程及社會融合所發揮的作用（任義科等 2008） 。在社 會資本理論得到中國大陸越來越廣泛運用的歷史脈絡下，有兩點發現 值得注意，首先是農民工進城打工不是原子化般的要素市場自由流 動，而是受到如鄉土網絡、親屬網絡等社群關係所中介的鑲嵌式遷徙 （embedded migration）；其次是，相較於強連帶，弱連帶對於工具性支 持的角色，22 得到更多重視，具體展現在所謂「發展要靠弱關係」的觀 念。如渠敬東（2001）提出農民工進城發展二階段論，第一階段是以血 緣、地緣、業緣等同質關係為主所構成的「生存階段」 ，第二階段則是 農民工利用異質關係成分和制度性因素的弱連帶、工具理性主導其社 會行動的「發展階段」 ；曹子瑋（2003）同樣採取「依靠原有社會網路— 再建構新的社會網路」的分析框架，透過實證研究，發現農民工再建構 的社會網規模越大，其在城市獲取的物質資源越多，網路內的物質資 源流向他本人的就越多。 「社會網絡再建構」的論點，主要是基於對第一代農民工的研究， 具體如馮建蓉（2011）透過四川建築隊農民工從工人向包商經營者的成 22 Granovetter（1973）的弱連帶與工作機會模型中，所謂關係的強弱主要是根據「認識時 間的長短」、「互動的頻率」 、 「親密性」和「互惠性服務的內容」四個方面來定義的， 社會網路中傳遞的資源，主要是資訊。 069 070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功轉變經驗，發現鄉土社會網絡之外的異質性關係很重要，依靠鄉土 血緣為基礎的強關係，農民工成功進入城市，而依靠以異質性、多樣 性、工具性為特點的弱關係，農民工得以進一步在城市紮下根。這個 深具企業家精神之進城模式，以強連帶為一開始的立基點，在其上更 多地建立帶有實用性、工具性、功利性特點之弱連帶，乃至於回過頭 來「過濾掉」一些不利於自身發展的初級關係（如老家朋友） 。在城市中 建立的弱關係越多，農民工整合、融入城市社會程度也就越高，反 之，其不滿意度與失範行為，與其社會網的單一、狹小也有不可忽視 的關係（馮建蓉 2011） 。簡言之，發展型農民工應積極打開新的社會 交往圈子，學會城市人的行動邏輯，積極開拓利用「結構洞」資源，如 老闆、包工頭、相關城裡人、居委會幹部、正式或非正式組織等，在 政策上，政府則應創造同質、異質群體之間的交流（馮建蓉 2011） 。 新生代農民工資源缺乏的困境，能否透過社會網絡再建構、發展 型農民工模式來克服呢？缺乏社會關係網絡的疏離都市狀態，能否透 過農民工行動個體，積極地開拓新的城市化弱連帶，而得到克服呢？ 該模型有其潛力，亦有其限制，首先其主要經驗研究是對第一代農民 工，而不是新生代農民工，其次社會資本的理論前提，以及在中國大 陸社會脈絡中的歷史條件，必須仔細考量，尤其不能忽略原初提出這 個範型的社會學者們所重視的「結構條件限制」 ，而被當成中國大陸社 會發展的規範性認知框架。 如何看待農民工的強弱連帶與社會關係資源缺乏？強連帶重要 嗎？沒有會怎樣？農民工缺乏情感性支持的疏離都市狀態，並不是少 數特例，23 受到西方社會理論的影響，有論者從工具性支持的角度，認 為只有弱連帶而沒有強連帶，也沒有關係，但是中國大陸社會脈絡與 西方不同，例如找工作時，弱連帶確實可帶來大量而不重複的訊息， 23 其他類似的研究發現可參見任義科等（2008） 、李樹茁等（2006） 。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但 關 鍵 在 於 辨 析 信 息 的 真 假、 如 何 保 證 自 己 不 受 騙， 因 此 翟 學 偉 （2003）提出「關係信任」的概念，認為農民工進城求職，主要是靠「強 信任」，而不是弱連帶。潘澤泉（2007）對於農民工融入城市社會的狀 況並不樂觀，他認為由於「社會網排斥」 ，來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並 沒有像部份學者所認為的建立一種基於職業和行業利益的新社群關 係，人與人最多只是一種偶然的、臨時的接觸，群體內部難以建立一 種類似傳統的那種互惠的、相互信任的、具有承擔風險和困難的保護 性功能的關係，而原鄉社會秩序與規範已被大幅削弱，使得農民工陷 入社會發展的困境。 「社會網排斥」在概念的層次上，點出既有農民工社會網絡研究的 不足之處，亦即著重在工具性特徵、建構關係的策略行動，忽略了社 會網絡的封閉性及其作用，潘澤泉（2007）進而在 Coleman（1990）的論 述基礎上指出，社會網絡的封閉性，增加了系統內部行動者之間的依 賴程度，減少了內部行動者對網絡外部行動者的依賴性與資源的可替 代性，在使社會網絡內部的個體之間相互依賴、聯合行動的同時，也 對外部人採取了排斥態度。進一步，社會網絡的排斥性，很可能透過 正式 ( 如都市政策 ) 與非正式（如汙名）的制度化過程，強化了內部人的 資源壟斷，以及對外部人的排擠（頁 96-103） 。 另一個強調弱連帶之資源轉移角色、過多強連帶會不利於社會發 展的論點，是 Richard Florida 的「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 」模型（Florida 2002）。在與 Robert Putnam 版本的社會資本論—被 Florida 理解為屬於強 連帶、特別是地域性鄰里的社會關係綿密、政治參與度及社區參與度 高，如義大利的族裔鄰里—對話的基礎上，Florida 認為那種社會資本 傾向於排拒新移入的外人、築起藩籬、墨守陳舊，內閉、壓抑「敢於求 變」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不利於創意經濟與創意階級的發展。他挪用 了 Walter Benjamin 的「漫遊者（Flaneur） 」—半隱匿的市民、享受著多采 多姿的生活，以及 Robert Park 的「個人主義動員（mobilization of the 071 072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individualism）」—罪犯、身心障礙者、天才通常可以在大城市找到施展 天賦的機會—等觀點，論證社會資本及典型的社會資本社區（如以教會 為基礎的勞動階級老社區）模式，不適合著重創意經濟與創意社群聚居 的城市發展。Florida 認為從人際關係緊密的社區，移居到人際關係清 淡的社區，是現代生活的一項重要的長期趨勢，簡言之，歷史上都市 化過程出現的疏離都市狀態，對創意階級來說，是再也自然不過、沒 什麼妨礙，甚至是有意選擇的結果（Florida 2002: 215-282）。 Florida 對於 Putnam 的社會資本理論的若干批評，乃至於對強連 帶—情感性支持缺乏之現象「去問題意識」 ，24 對於理解社會資本而言， 是片面的、誤導的。並不是說， 「創意階級－創意經濟」的取向，不重 視社會網絡不足的議題，25 也不是說，過度同質的綿密社會網絡，沒有 可能造成資訊屏蔽與保守內閉的鎖死（lock-in）效果，這些當然有道 理，問題在於創意階級這個取向，在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的 基礎上，過度依賴、著重於「弱連帶作為社會資本」的意涵，忽略了疏 離都市狀態這個古典命題，所可能帶出的制度性匱乏，及其結構限制 下的有限選擇行動。 我們從兩個層面，來回應 Richard Florida 對 Robert Putnam 版社會資 本理論的批評。首先，在 Putnam（1994）對於公民共同體與公民性 （civic-ness）的討論中（pp. 181-186） ，再三強調其概念不是將公民共同體 視為小型的、親緣關係緊密的、前現代社會的產物，把第三義大利的 Emilia-Romagna 區域劃歸為「傳統」社會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雖然都可 能具有人際交換與互惠義務關係，Putnam 很清楚地區分義大利不同區 域之社會網絡關係：個人化的、宗派化的、等級化的、垂直化的恩 24 其去問題意識化的潛力，可經由創意城市論對於北美都市政策界的行銷效果，得到 驗證。 25 例如 Elizabeth Currid 對紐約市時尚經濟與音樂產業的研究，即強調文化生產者 ( 如作 家、樂手、藝術家、設計師等 ) 之間社交行動網絡的重要性，她並對紐約的金融 化房地產之炒作對於這些社交環境的吞噬，感到憂心（Currid 2007: 154-186） 。 文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僻—侍從（patron-client）網絡與「水平的、平等參與的」社會資本網絡的 差異。其次，Putnam 的社會資本理論，著重的是解決集體行動、克服 機會主義與合作難題的信任機制，對於調控性、規範性之正式制度的 建立，起到作用，這可理解為制度論取向的社會資本理論，或者制度 資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這個理論意涵，與弱連帶會帶來比較多不重 複的訊息、社會網絡作為關係性資源的轉移—動員意涵，是很不同的 面向。 「創意資本」忽略的另一重點是，社會資本的社會學理論強調的結 構位置（positionality）以及經濟行動場域之影響。在 Lin（2001）的社會 資本模型中，弱連帶之所以對於向上流動能夠發揮資源轉移—動員作 用， 前 提 是 行 動 者 係 處 在 特 定 的 結 構 位 置 中， 特 別 是 中 間 層 級； Granovetter（1973）本身對於弱連帶在職場流動上的作用，也清楚點出 其係在一定結構位置以上，如專業、技術與管理人員的流動，技能越 高弱連帶的好處越明顯。在我們看來，四川包工頭的發展型農民工模 式，之所以能夠經濟理性地建構「有用的」人際關係，如與房地產從業 者交往、可以接觸到大江南北的各式各樣人物等，亦無法割離行動場 域特質的影響，包括營造業勞動組織、網絡化的勞動力市場等等。 發展型農民工的經驗，對於老一代農民工（60 後、70 後）而言的確 是值得參考的，然而現階段結構條件已經有重大的改變，例如翟玉娟 （2011）對深圳農民工的調查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從事加工製造業 的比例高達 50.6%，相較之下，從事建築業的比例只有 3.9%，遠低於 老一代從事建築業比例的 16.7%，而資歷較深的老一代從事管理類工作 的比例也高於新生代（翟玉娟 2011） 。新生代農民工在世界工廠裡工 作的比例甚高，儘管學歷不低於老一代，而且抱著發展事業的理想進 入城市，26 但因為種種限制，他們被「困（trap） 」在世界工廠裝配線上， 26 翟玉娟（2011）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的求職因素中，對於「是否有發展前景」 、 「職業 培訓（能學到東西） 」這兩項的重視（分別是 47.5%、33.4%） ，高於老一代甚多（分別 073 074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進行著異化勞動，所能接觸到的社群有限，同質性高，能學習到的知 識技能稀少。簡言之，在那樣的結構條件下，很可能造成社會網的資 源轉移—動員效果不明顯。 制度論為人所批評的過度社會化（over-socialization） 、過度制度化 傾向，的確提醒我們注意到行動者網絡的能動性，然而我們認為展現 在行動場域的結構作用力，仍然對於社會網絡的資源轉移—動員能力 產生了影響，誠如 Bourdieu 對於社會網絡之封閉性以及社會資源不均 等分布之強調，它是一種階級特權財，真正有價值的社會資本，是「與 持續性的相互認識與認同之制度化關係，所形成的網絡」 ，是「與團體 的成員資格有所聯結的實際或潛在資源」 （Bourdieu 1986） ，社會資本網 絡的邊界是明確的，具有排他性。 經過以上爬梳，我們認為進城打工的相關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 勢必對於移工社會資本網絡的潛能，產生限制條件，從富士康農民工 的疏離都市狀態出發，本文提出一個基本問題：農民工社會網絡之拓 展與壓抑，如何受到打工體制的影響？在強調勞動關係過程之影響 下， 本 文 在 此 提 出 尚 須 進 一 步 理 論 化 的「打 工 體 制（migrant labor regime）」概念，其操作性定義是：作用在多重的空間尺度上，27 調控、 規範著中國大陸打工者之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關係、並提供其認知基礎 的一系列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在經驗的層次上，打工體制涵括了城 鄉差距（經濟發展、收入水準、公共財政、教育與社會福利資源等方 面）、戶籍制度、勞動力市場、28 工作組織與工廠體制等機制交互作 用，影響著打工者的社會經濟生活；至於社會支持網絡則包括情感性 支持與工具性支持的關係網絡，例如家庭網絡、親屬網絡、朋友網 是 33.2%、17.4%） （頁 332-355） 。 27 尺度（scale）的概念是最近十餘年人文地理學界的核心議題之一，相關討論可參見 Marston, et al.（2005） 、Leitner and Miller（2007） 。 28 一般而言具有「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特性，如區域內部、行業內部與企業內部的各個 勞動力市場，企業之勞動策略影響很大，特別是大型企業。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絡、同學網絡、同事網絡等類型。 相較於先前研究的一點突破，這個框架把勞動過程與生產組織中 的行動者空間（actor-space）納入，特別是「工廠體制」對於疏離都市狀 態的影響，納進來綜合思量，而不僅從齊美爾式的現代性都市化角 度。工廠體制（factory regime）這個概念的關切點是，工人在工作現場 的直接生產活動、在其中建立的各種社會關係，以及環繞著勞動控制 所形構的「工作場所政治（work-place politics） 」 （Burawoy 1985; Lee 1998 ; Pun 2005）。在特定的工廠體制中，資方有可能運用各種空間 - 時間策 略，來形塑對於勞工身體的控制支配，使得勞動者的工作與生活被編 排進資方主導的再生產體制之中，社會支持網絡亦受影響。例如潘毅 等 人 提 出「宿 舍 勞 動 體 制」概 念（任 焰、 潘 毅，2006；Pun, 2005; 2007），闡述港資工廠如何通過宿舍作為一種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 （Foucault 1977） ，安排了有效的勞動控制與管理形態，使工人們的勞動 生活受到了系統性控制。 本文是一個紮根式（grounded）的探索性研究，以深圳富士康工廠 工人為案例，透過駐點的田野調查研究，逐步理解工人社會網路與打 工體制之間的複雜關係，以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研究對象為富士康 龍華、觀瀾廠區之員工，主要研究方法為量化的問卷分析與質性的深 度訪談，佐以國內外報章雜誌、相關學術研究等二手資料，樣本的搜 集採取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的方式進行，至今進行了四次的 田野調查，時間分別為 2010 年七月、2011 年三月、2011 年七月以及 2013 年十一月，每趟時間約兩個禮拜，在富士康深圳龍華廠區附近進 行問卷發放（請參見附錄） ，以及後續訪談。受限於經費與時間，本研 究發出 316 份問卷，進行 32 個人次的深度訪談，訪談對象包括富士康 基層作業員、技術人員與台籍管理幹部，以朋友介紹的滾雪球方式進 行。以下篇幅包括四部份，首先是富士康工人基本社經條件、職場機 會和居家狀況的討論，接著是關於工人在深圳落地生根的結構限制， 075 076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之後探索廠商的勞動策略，如何影響工人的都市狀態，最後在結論部 分總結我們的論點。 三、富士康工人的社經狀況、工作組織、居住與家庭 富士康的母公司是鴻海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 世紀 80 年代，由總裁郭台銘創立，鴻海一開始主要生產連接器，1988 年在深 圳龍華街道（前身為龍華鎮，於 2004 年進行「鎮改街」的行政區劃調整） 建廠之後，規模與集團版圖迅速發展，2001 年鴻海科技集團成為台灣 最大的私人企業，2003 年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商，2008 年集團總收入 達到 618 億美元，其中出口額為 556 億美元，佔中國總出口額的 3.9%。 鴻海富士康被《財富》評為 2012 年全球五百強企業第 174 名，當年員工 數為 96.1 萬人，僅次於沃爾瑪的 220 萬。目前富士康是全世界最大的 「委外代工製造（contract manufacturer） 」公司，29 成為蘋果等諸多國際大 品牌公司的資訊電子產品代工製造者，30 其中最知名的即是 iPhone（曾 航 2011）。集團共有九個事業群（表 3） ，全球佈局擴展到捷克、斯洛 伐克、匈牙利、丹麥、荷蘭、芬蘭、英國、土耳其、俄羅斯、美國、 巴西、墨西哥、印度、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 國、澳大利亞等十餘個國家。31 富士康的一個特色是「超速擴張」 ，以深圳龍華廠區為例，它是富 士康主要的製造基地（圖 2） ，自開始營運後，工廠規模一直處於成長 29 委外代工製造的生產營運模式主要包括 EMS(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 電子製造 服務 ) 和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設計代工製造 )，部分學者認為富士康是 EMS 公司，我們則認為富士康比較像是 ODM。關於 EMS 與 ODM 的比較，參見 Yang and Chen(2013)。 30 值得注意的是，蘋果公司排名 2012 年《財富》雜誌全球 500 大企業的第一位，市值是 鴻海的 13.5 倍，員工數是鴻海的 0.066 倍。資料來源：http://www.ft.com/cms/cebbbe66d1cd-11e1-bb82-00144feabdc0.pdf 31 資料來源：http://www.foxconn.com.cn/GlobalDistribution.html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表 3）富士康集團事業群簡介 事業群 主要產品和技術 基本情況 遊戲機、筆記本電腦、液晶電 深圳、煙台、佛山、太原、 消費電子產品事業群 （Consumer & Computer 視、電腦、光碟機、打印機、 崑山、南寧、武漢等地設有 研發和生產基地，員工超過 Products Business Group; 數碼相機、PGB 等。 10 萬人。 CCPBG） 計算機、MP3、手機、NoteBook、 在深圳、台北、美國、捷克 數位產品事業群 有大型研發及製造基地，現 （Integrated Digital Product 音箱。ipod、iphone、ipad。 有員工 3 萬餘人。 Business Group；IDPBG） 企業資訊系統產品事業群 電腦、NoteBook、主機板、顯 在深圳、煙台、崑山、營 （Pe r s o n a l C o m p u t e r & 示卡、伺服器及其他機構零組 口、上海、等地擁有研發和 Enterprise Product Business 件的研發和製造。 製造基地有員工，7萬餘人。 Group; PCEBG） 無線通訊機構產品事業群 各大品牌手機。客戶擁有世界 深圳、北京、天津、廊坊、 杭州、南京、煙台、太原設 （Wireless Business Group; 前 10 大移動通信商。 立八大研發製造基地，全球 WLBG） 員工超過 12 萬人。 生產電腦連接器、電纜及線纜 富士康最早的事業群之一， 網路連接產品事業群 （Network Interconnection 裝配產品，移動電子設備零組 在深圳觀瀾、龍華、崑山、 Business Group; NWInG） 件 。 如 C P U S O C K E T 、 淮 安 有 生 產 基 地。Intel、 AMD 為其客戶。 Header、USB、Cable。 精密模具設計製造、液晶顯示 在 深 圳、 佛 山、 崑 山、 杭 鴻超準產品事業群 ( Super Precision Mechanical 器背光模組、光學鏡頭模組、 州、太原、晉城、廊坊、煙 光通訊產品等。 Business Group; SHZBG ) 台設有大型研發製造基地， 員工近 8 萬人。 從事光纖交換機以及無線網路 在深圳、中山、上海、杭州 通訊網路產品事業群 （Communication & Network 設備、等網路通訊產品的研發 等地設有研發及生產基地。 Solution Business Group; 與製造。 CNSBG） 資訊系統整合與服務產品 主要從事 PC 系統、主機板、 機 殼、 零 組 件 及 SERVER 機 事業群 （Component Module Move 箱、主機板、零組件生產。 Service Group; CMMSG） 群創光電 （Innolux Display Group） 在捷克、美國、墨西哥、澳 大利亞、中國深圳設有製造 中心，在台北、深圳設有研 發中心。 2003 年 成 立，2010 年 合 併 奇 在竹南、台南和深圳設有研 美電子和統寶光電，主要生產 發製造基地，並在寧波、上 海、南京、南海設廠，員工 TFT-LCD 各式面板模組。 數約 9.3 萬人。 資料來源：引自《富士康調查報告》 ，曾惠君、林依陵（2011） ，並確認於富士康人才網 （http://hr.foxconn.com/R_Foxconn/Group.aspx） ，再加入作者們的田野訪談、後 續更新。 077 078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圖 1）富士康企業地理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 Businessweek（2010.9.9） 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10_38/b4195058423479.htm 狀態，在 2005-2008 年龍華廠區有一段翻倍成長的時期，廠區員工數從 五萬人井噴增加到三十多萬人，一直到 2011 年才有縮編的現象。研究 富士康可能遇到的困難之一，就是富士康是在很快的速度下發展，集 團規模每年或每季隨時都在變化，不論是擴大或縮編。2010 年夏季深 圳廠區發生工人連續跳樓自殺事件後，作為危機的快速反應方式，富 士康展開迅捷的生產基地轉移、內遷，在鄭州、成都等內陸城市興闢 新的生產基地，將深圳廠區的產能、設備以及員工（如 iPhone、iPad 生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圖 2）深圳富士康龍華與觀瀾廠區區位圖 產線），轉移至內陸其他廠區，使得龍華、觀瀾廠區的員工數越來越 少，我們初估目前鄭州廠區員工超過 15 萬人，龍華與觀瀾廠區合計低 於 20 萬人，但深圳廠區無疑還是富士康集團的一個重鎮。 富士康超過九成的工人是所謂的「普工」—普通工人，也就是基層 產線作業員，就年齡而言，本研究調查樣本中，深圳富士康普工的平 均年齡是 21.94 歲，非普工（包括產線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中高層主 管等等）的平均年齡是 27.8 歲，較普工年長約 5.86 歲（相關統計表格請 見附錄）。普工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年紀約為 17.7 歲，而非普工第一次外 出打工的年齡則較高一點，約為 20.8 歲，較普工晚約三年。就學歷而 言，富士康普工的平均上學年數是 11 年，也就是初中畢業之後，再接 受約兩年的教育，非普工的平均上學年數是 13.7 年，比普工平均多出 079 080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2.7 年，我們推斷非普工較晚外出打工的因素，主要是接受教育（附錄 表 1-3）。 就在富士康的工作時間而言，普工的流動率非常高，富士康普工 的平均年資約為 25.6 個月，49.1% 的普工在公司工作不到一年就離開， 非普工平均年資則約為 64 個月，較普工多 28.4 個月，非普工待在富士 康的時間一般比普工要來得長，普工的流動率明顯高於非普工（附錄表 4），甚至高於深圳平均值。高流動率是珠江三角洲勞動力市場普遍的 性質，特別是不具高技術能力的非技術性勞工，有學者認為其具有「短 期契約工」的特性（黃德北 2008） 。查振祥（2008）對深圳流動人口的 研究發現，深圳流動人口在同一單位工作滿 3 年以上的只有 26.9%，接 近 44% 的人不到一年就換一次工作，從數據上可以推估富士康的流動 率要較深圳整體平均更高。富士康充分利用區域勞動力市場特性，從 外部市場招募普工，對其簡單培訓後就上工，也不期待普工可以在公 司裡做久一點，人跟工作的關係呈現一種隨時可以一拍而散的關係。 在薪資與開支方面，富士康非普工的平均月收入為 4,862 元，普工 為 2,051 元，約為非普工的 42%；非普工的平均月支出為 2,321 元，普 工則為 1,049 元，約為非普工的 45%，就平均月支出佔收入比例而言， 非普工約為 48%，普工約為 51%（附錄表 5） 。就「教育程度對職場機會 的影響」而言，如果不分工種，也就是不分普工與非普工來看的話，我 們發現工人學歷與月收入呈現高度正相關（P=00） ，學歷越高收入也會 跟著變高；但是如果考慮工種的差別，那結果有所不同，我們發現學 歷對非普工的收入來說具有正向相關，學歷越高非普工的收入越高，然 而學歷與普工的收入則沒有相關性，普工的學歷越高，收入沒有跟著變 高（附錄表 6-7）。 富士康的企業組織是高度科層式的，32 包括較重視技術能力的工程 32 富士康的人事等級由下而上分別是：普工—全技員—線長—組長—副課長—課長— 專理—副理—經理—協理—副總經理—副總裁—總裁。關於富士康的公司治理概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部門，也是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從我們的訪談中發現，非普工才是 企業認定的真正骨幹，富士康其對學歷很看重。富士康有一種培養核 心骨幹的制度叫做「青幹班」 ，成員是直接從大學技術需求相近的科系 （如電子科系）有計畫地招募過來的本科生人員。青幹班類似於國民黨 軍隊裡面的黃埔直系，青幹班成員在受到器重與升遷、待遇上，會優 於同樣級別、其他資歷乃至於具同樣技術能力的員工。在決策權上， 在同等的條件下（職位、資歷） ，青幹班成員較受到信任，升遷上也比 較容易。青幹班的人有合同的要求，例如一定要在公司待個 3 年半， 他們一進廠會先到各個部門去實習六個月，待相關業務大致都了解 後，再分發到自己的單位。 除了青幹班成員之外，對透過其他管道進入公司的人員而言，我 們發現也有透過考試而得到內部晉升的案例，但條件是本身要具備一 定技術能力。以一位在富士康工作超過十年的受訪者祥哥為例，他是 中專畢業，本身學電線設計，1997 年一開始進入富士康時，從事的是 電纜裝配的普工工作，做了大約一年之後，適逢公司內有其他負責生 產電線電纜、需要一些技術含量的單位在對內進行招募，他考進了在 技術層次上較複雜的部門，從而離開了普工的位置。33 就我們的訪談顯示，從基層作業員到全技員、34 再到線長、最後到 組長，是沒有學歷與技術資源的一般普工比較可能的晉升方式，大部 分的線長是由基層作業員晉升的，富士康任用產線管理的基層幹部並 不是看技能，而是看其「績效 人員管理能力」 ，但這樣的升遷管道之 況，請參見曾瑋琳（2012） 。 33 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後，祥哥目前在富士康的員工層級中，屬於「師三」組長級的員 工，他經歷過許多不同的工作位置，首先是從事電線的基層生產線工作，做了大約 一年左右的時間，接著開始從事帶班的管理工作，主要是管理車間以及機台操作的 基層員工，做了大約兩、三年的時間，祥哥轉入品保部門待了四到五年的時間，最 後約於 2008 年轉入該事業群中電線生產部門的工程部直到現在。 34 指的是一條生產線上所有工序都熟悉的最基層幹部。 081 082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瓶頸（glass ceiling）很明顯，而且薪水也沒有增加多少，全技員較普工 每月薪水多人民幣 150 元，線長多 300 元，組長多 450 元。富士康對於 當線長的知識要求並不高，其在人際管理方面的能力是主要的考量。 就婚姻狀況而言，普工與非普工呈現明顯的差異，非普工的結婚 比例約為 50%，而普工的結婚比例只有 10%，相差 40 個百分比，九成 的普工都是單身，換言之，單身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普遍狀況；已經結 婚的非普工當中，自己獨自一個人待在深圳工作的人也不少，在我們 訪談的技術人員當中，這樣的「深圳獨身」的案例很普遍，他們的小孩 留在老家，跟家中長輩一起生活，有些配偶待在老家，有些則是外出 打工（附錄表 8）。最後就「寄錢回老家佔收入比例」而言，非普工平均 約為 13.5%，普工平均約為 27.9%，差不多就是 1/4，普工中 47.4% 的 人有寄錢回家的習慣，換算起來，在富士康工作的非普工，每月寄回 老家的數額約為 657 元人民幣，富士康普工每月寄回老家的數額則約 571 元（附錄表 9）。 就居住狀況而言，除了住在宿舍之外，工人另一個選項是住在城 中村農民房的出租屋，這些外租房的實質環境比宿舍好，我們的問卷 調查顯示，有 90.5% 的受訪者比較願意住在外租房，主要原因是外租 房住起來比較自由；至於其他 9.5% 受訪者比較願意住在宿舍的主要的 原因，是住宿舍花費比較少。在富士康附近的村子，以及整個深圳關 外的工業區，城中村農民房加蓋的現象非常普遍，這些農民房動輒十 餘層樓，密度非常大。調查問卷顯示，非普工人員住在宿舍的比例不 高，僅有 14.9%，而外宿於城中村農民房的比例則高達 85.1%；就普工 而言，住在宿舍的比例相對高許多，達到 51.8%，普工住在外租農民 房的比例則為 48.2%，較非普工低了 37%。 我們強調是經濟收入的因素，限制了普工對於住房空間與自由度 的選擇（附錄表 10-11） ，普工選擇住在宿舍，主要是受工資的限制，問 卷顯示住在外租房的普工，平均月房租支出為 296.4 人民幣，非普工平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均月房租支出則達 574.1 人民幣，較普工多出許多，其住宅消費的空間 面積也比較大。我們進一步分析工種對於住房開支的影響，進行 T 檢 定，發現檢定結果達到顯著，這表示普工 非普工的工種差異，影響 其在住房開支上的多寡，也就是說，非普工相對於普工，較願意花錢 在居住環境改善上，經濟條件是富士康工人選擇住房環境的主要限制 因素（附錄表 12-13） ，而城中村租金較低廉的農民房，扮演著主要的住 宅供給體系，讓民工住宅開支可以被控制在約佔收入 10%-15% 的範圍 內。不過隨著深圳地鐵引導的新城區規劃，以及高鐵深圳北站的設 立，雖然龍華地處關外，但越來越多的城中村，也正被捲進房地產開 發改造，很可能衝擊著城中村廉租房的未來租金飆漲。 最後，就未來的生涯選擇留在深圳與否，約 31% 的非普工人員未 來選擇留在深圳工作，約 17% 的非普工未來選擇留在深圳成家，這當 中相差了 14%，也就是有 14% 的非普工人員未來選擇在深圳工作，但 仍會回老家成家，在深圳的「婚姻機會」基本上偏低，低於兩成。普工 也呈現類似的發現，普工留在深圳成家的比例約為 15.7%，低於留在深 圳工作的比例 23.5%（附錄表 14-15） 。就未來是否規劃留在深圳與工種 （普 工 非 普 工）之 相 關 性 而 言， 經 過 統 計 分 析， 卡 方 值 為 1.758， df=1，P=0.117>α(0.01)，未達顯著，換句話說，工種與未來是否規劃 留在深圳無關，包括普工與非普工，未來留在深圳工作與成家，門檻都 相當高（附錄表 16） 。 四、落地生根的限制 戶籍—人口制度，加上經濟收入與高房價，是農民工無法落地生 根的主要因素，對其疏離都市狀態，產生相當大影響。工人入戶深圳 的有許多限制，深圳市政府對於外來農民工入戶深圳有一套嚴格的管 控制度—「積分入戶」制，不希望太多人口遷入深圳。要如何才能在深 083 084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圳取得戶口呢？「積分入戶」制度主要考慮教育程度、技術認證、廣東 省籍農業戶口、參保情形等等，遷戶口相關基本指標，主要就是考核 個人對深圳的經濟貢獻程度。對普工來說，想要積到足夠的分數入戶 深圳，是遙不可及的，甚至對非普工都造成很大的限制。 我們以一位具有本科學歷的技術員小吳為例進一步說明。小吳 2010 年有機會將戶籍遷到深圳，但他認為地方政府對於遷戶籍的要求 相當嚴苛，一個要件是配偶要非農業戶籍，此外子女要有獨生子女 證。對小吳來說，深圳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現在會留在這只是因為 有工作機會，他並不把深圳當作家，關鍵在於湖南老家經濟發展沒有 很好，如果老家或附近的城市發展起來，他肯定是會回去的。 雖然富士康企業內部也有一些制度，可以讓員工將戶口遷入深 圳，但需要具備不少條件，譬如說，如果在老家的戶口是「城鎮戶 口」、年齡在 35 歲以下，公司可以幫忙把戶口轉過來，但還是有一定 的名額限制，很不容易。小吳就他的經驗指出： ……譬如你是大學畢業，進入富士康，工廠就會幫你把戶口遷到 這邊，跟學歷有關係，很早之前就是這樣子的。還有一種戶口是 這樣子的，譬如你在深圳已經待了很多年，稅也繳了好幾年，如 果你是城鎮戶口，它也可以幫你把戶口轉到這邊來，但是看你公 司的大小而定。現在還有一個深圳新推出的入戶標準，它有好像 積分，看你有多少個積分。就是看你在這邊交了多少年社保、看 你的學歷、還有看你對深圳的貢獻程度，然後這就是你的積分， 再由公司給你申請。但這是極少數的，名額是非常有限的。對普 工這個級別的話，基本上是享受不到的…… 與戶口密切相關的是子女的就學問題，關於九年義務教育，在深 圳的一些公立學校規定必須要有本地戶口才能進入就讀，因此在本地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有戶口的孩童與沒有戶口的孩童，所就讀的學校是不同的。假設農民 工的孩子要在深圳就讀公立學校，是否有機會呢？小吳說道： ……要看公立學校，如果私立學校只要你給錢嘛，公立學校就不 一樣了。公立學校，相對來說，外地戶口來的會很少。對於我們 這些最基層的打工者來說會比較少啦，當然你不能說對於那些特 殊群體，他可能經濟方面好一點的，那當然就會不一樣了…… 私立學校學費相對於公立學校是貴很多的，因為資源有限，所以 公立學校在深圳地區數量不多，相對所擁有的資源（學費、師資、設 備）比私立學校好。購買具有土地產權證的商品房，對農民工而言，與 家的安定感密切連結，就制度意義上而言，我們發現，雖然在深圳買 房已經不構成可以入戶深圳的條件，但卻是在深圳就讀公立學校的必 要條件。如小吳所述： ……首先，如果這個片區有一個公立學校，第一個你在這個片區 居住，你有這個片區的戶口本，這是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 是，你在這個片區買了房子，有住房。這兩個是最重要的。如果 你又沒有住房、又沒有戶口，那它就要看你租的房子有沒有簽訂 租賃合同。租賃合同就是，證明你在這個地方租屋，要一年以上 的合同期…… 在深圳關外民工村的房子，基本上是農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蓋 的，屬於集體土地，沒有辦房產證，大部分是所謂無證照、自行搭 建、以出租給農民工為主的農民房。35 對無力自購房、住在民工村的農 35 關於中國大陸城中村農民房開發與集體土地市場的探討，可參見 Song, et al.（2008）; Tian（2008）; Zhang, et al.（2003） 。 085 086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民工而言，要靠租賃合同做為給子女念公立學校的證明是相當難的， 要讓小孩在深圳當地就讀公立學校，主要還是得靠買房才能聚集初步 的條件，同時還得考量購屋的片區是否有公立學校，以及該公立學校 的品質等等。 買房在當地被視為成家落戶的重要指標，小吳的部門裡就只有他 的課長在深圳購屋，目的就是看準了該地區有中小學，方便子女進入 公立學校就讀，他月薪約七、八千人民幣，小吳更認為要上萬塊才足 夠。相對於普工平均薪資 2,051 人民幣，我們認為，在深圳成家落戶的 經濟門檻是一般普工平均收入的四倍以上。對於沒有辦法達到上述這 些門檻、但已經結婚生子的打工者而言，大部份的家庭都處在分隔兩 地的情況，特別是中層幹部與技術人員，高額的房價就是成家落戶一 個相當大的阻礙。至於已結婚的農民工，是否想要租房和家人一起在 龍華定居呢？這邊出租房租賃的價格依地點、房型（單人房、一房一 廳、兩房一廳）不同，大約在一個月 200-500 人民幣左右，並 不算太 貴，但許多受訪者都認為這種感覺很不安定，沒有太大的意願，即使 像小吳或祥哥這種待遇不錯的師級幹部，一直以來都存在著一種漂 泊、不安定的心理狀態。 深圳「本地戶口人」 ，相對於外來的打工者是富裕的社群，他們收 入大多來自出租土地房屋的租金、村集體的分紅等等，基本上不用工 作，是標準的「收租階級」 （劉雅靈 2009） 。他們常去的龍華人民路一 帶，相較於農民工散居的小區是較繁榮的地方，消費檔次也相對較 高，對多數的基層打工者而言，日常生活的消費是在工廠附近小區裡 面便宜的大排檔裡打發。富士康工廠附近小區的生活環境品質不甚理 想，農民工即使下班後想找個可以坐下來休息、放鬆的公共空間都不 多，而且沒有「自己的地方」 ，很多人都只是在「瞎逛」 ，是個「瞎逛者 （wanderer）」，譬如到龍華廣場 36 逛逛、到超市裡頭閒晃，或到溜冰場 37 36 是龍華唯一的公園廣場。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看看聽聽，不然就是去上上網。對於部分工人而言，只有廠區和宿 舍，是他們熟悉的地方。 對於這樣的打工生活，受訪者普遍覺得「沒甚麼精神方面的享 受」，已婚的受訪者小王說道： ……特別是那種性格比較內向、不善於交際的人，特別會感到比 較空虛、孤單，甚至是待在宿舍不出來，就是吃個飯然後回宿舍 睡覺，這樣的人很多，當然，他可能不善於交際，然後宿舍裡面 有幾個人，就湊在一起聊個天，然後，特別是到外面去，就是從 這裡走到那裡、從那裡走到這裡，要不然就是去上上網…… 80 後的小王在村裡租了一個相對算大的套房，他陳敘這個住處對 他來說，沒有任何家的感覺，跟旅館沒有兩樣，只是個「睡覺的場 所」、「休息的工具」 ，有時候老婆小孩來，就一起睡個覺，然後出門去 吃飯或去超市、廣場逛逛，他不認識同一棟樓或附近的人，頂多是時 間久了看到對門的人會點頭示好，但從不知道對方的身份姓名，對雙 方而言，都是陌生人，他覺得在這邊（富士康周邊的小區）的人基本上 都有一種防衛心理，很害怕上當受騙。 瞎逛者，跟華特．班雅明所述的「漫遊者（flâneur） 」—接近某種世 俗朝聖者、大眾文化生產家、專欄式寫作者，追尋世俗真理於大都市 隱密的奇觀，追索時光的稍縱即逝於咖啡館和拱廊街，是處於完全不 同的都市狀態，他們更不是卡爾維諾式的「冬夜裡的旅人」 。相反的， 瞎逛者更像是「放風中的無產階級（proletariat in prison yard） 」 。為什麼 說放風呢？就像監獄固定時間會讓犯人到放風區透透氣，在工作時間 的佔用、切割，以及勞動關係的壓迫下，瞎逛者在侷限的空間裡走一 走，動一動，看看人，無所事事，偶爾抽根菸，自由地吸口空氣，避 37 類似西門町萬年大樓裡播放流行音樂的室內溜冰場，還有小型的迪斯可舞池。 087 088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免悶壞，能夠逛的地方，實在也沒什麼好看的、好待的，瞎逛者只能 透過匿名性，現身於都市交易中，除了片斷與流動之外，富士康城並 未提供重新創發自身及其都市生活的可能性，瞎逛者體會不到城市空 間與都市經驗的親密感，最終只能回到休息的地點，回到沒有地方的 空間，回到工廠體制支配的場域。 38 在疏離都市狀態下，對於社會支持網絡的追求，是許多無法落地 生根之農民工心中的願望，甚至影響他們對工作單位的選擇。例如一 位廣西壯族青年阿良，已在富士康工作兩年多，算是普工中待得比較 久的，職位是稍高一級的全技員，他在龍華還是沒什麼朋友，經常感 到孤獨，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阿良正跟同事在龍華廣場集合，準備 去吃東西，這是他們在同一條生產線上一起工作一年多之後，第一次 有機會出來聚聚；2011 年 7 月中，筆者再度去找他，他已萌生退意， 準備辭掉富士康的工作，到東莞另一家工廠上班，原因是他發現那家 工廠有他的老鄉，雖然薪資不比富士康好，但對阿良而言，這樣的社 會網絡是無比珍貴的。 五、工廠體制與勞動控制 在無法落地生根，只能暫時租住在此的情況下，我們發現打工者 在這裡多多少少都有認識一些朋友，但這些新結交的朋友，變成社會 支持來源的機會多不多呢？這些新結交的朋友，並非來自於老家的原 鄉網絡，很多是在車間認識的同事，來自五湖四海，這是富士康普工 重要的社會交往管道，的確是建立了新的弱連帶，但其主要限制便是 頻繁的工作崗位調動，以及在下工後沒有進一步互動交往的機會（楊友 仁等 2011）。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管道認識不同階層的人，在田野調 38 瞎逛者這個關鍵詞，值得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對其進一步探討，這將有助於反問「到 底這是誰的城市？」這個歷史命題。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查中，我們發現工友們頂多可接觸到直銷者，在龍華廣場、龍華商城 等地方攀談，試著入線做些直銷事業，但至多也就如此，社會網絡所 鑲嵌的資源十分有限，認識本地人很不容易，他們大都是收租階級， 就社會資源流動而言意義也不大。 為什麼富士康普工會產生工作崗位流動性太大的情況呢？有幾個 因素共同造成，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來自於產業特性，為快速反應 市場變動的接單生產（build to order） （楊友仁、夏鑄九 2004） ，造成 頻繁而不固定的加班使命，第二來自於區域特性，即珠三角高流動的 勞動力市場性（marketness） ，第三來自於廠商層次，即工作組織與生產 線的勞動控制體制，我們認為其中第三個因素是最重要的。 富士康的彈性化大量生產能力，乃是其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元素， 相當程度是奠基在高強度的勞動、輪班和加班制度之上，本身就構成 工人社群互動的限制。如同受訪者阿章的案例，他們部門經常為了配 合生產計畫的變動而要輪換排班，從早班變成晚班，有時候兩個禮拜 就換一次班，光是生理時間的調適就產生很大的問題，工作完只想睡 覺，連覺都睡不飽，根本沒有時間去發展社交關係。受訪者指出，有 些部門有時候的勞動強度達到「十三休一」 ，就是連續工作十三天才休 息一天。 雖說珠三角的勞動體制具有「短期契約工」的特性，但並不是所有 的企業都希望員工流動的程度那麼大，這跟公司的政策有很大的關 係，富士康員工的流動率高於珠三角平均，如前所述，有一半的普工 在公司工作不到一年就離開，公司在普工這個部分完全依賴外部勞動 力市場，它無時無刻不在招募工人，也同時不斷地解雇工人，公司對 普工係採取一種「用完即丟」的態度，不願意從公司內部基層培養人 才，也不願意承擔工人醫療、住房等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 39 39 一個案例是，在連續自殺事件引起軒然大波之後，富士康強化了員工關愛熱線 78585 的建置，用來排解員工們的心理情緒，一旦發現有人的心理素質持續出現問題，就 089 090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從田野訪調中我們瞭解，富士康的工廠體制基本上屬於「專制勞動 體制」 （Burawoy 1985） ，特徵是資本行使專制權力以獲取勞工的從屬 性。例如富士康一些部門 40 生產線上的基層主管（全技員、線長、組 長），當基層作業員在生產效率及品質上達不到基層主管的要求時，他 們可能就會進行施壓，所使用的手段包括罰站、寫檢討、辱罵等等。 譬如某樣產品，基層幹部規定的標準是在一定的時間做出 10,000 件， 如果只有做到 9,000 件，效率達不到，就可能「被屌」 。 效率的計算是以生產線為單位，由工業工程人員 (IE，industrial engineering) 來制訂，通常是根據最熟練工人的工作速度來設定。比如 說如果一條生產線有 50 到 100 個人，作業速度定出來之後，有兩個人 速度落後，導致該條線的生產效率沒有達到水平，這兩個人就會被基 層主管盯上、甚至進一步採取各種各樣的責罵、施壓。在還沒有發生 員工跳樓事件以前，這樣現象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在跳樓事件之後， 這樣的現象還是存在。一位受訪者小王指出，富士康的生產線管理方 式在自殺事件發生之後，並沒有多大的變動，還是跟以前一樣，他提 到： ……富士康他們規定你一個產品要在幾秒鐘內完成，每天幾個小 時給你算出來，一個小時可以做多少，做不出來怎樣怎樣，現在 的話，我感覺還是那樣子。我覺得真的是做不到，真的是做不 到，有時候做那種東西，按照那種標準的話，受不了，真的受不 了…… 會立即交給廠內的心理醫生治療，如果心理醫生認為此人有自殺傾向，富士康則會 透過各種方式，要求此人離開富士康，這個熱線因而被員工認為是辭職的綠色通道 （曾瑋琳 40 2012：106） 。 我們要特別強調，富士康不同部門之間的管理運作是有差異性的。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除了透過基層幹部嚴格監控來確保各條生產線的效率品質，他亦 提到一種相互評比制度，比如說，如果有十個生產線都做同樣的產 品，管理幹部會對這十條生產線做出排名。透過互相之間的「排名評 比」來激發生產力，是富士康廠內常規化的制度，已經形成企業文化的 一部分。如果一條生產線的排名不理想，組長就會找上該條線線長、 課長就會質問組長、更上層的主管就會來質問課長，為何表現不好， 針對表現不好的項目，可能就會召開會議，對某些人員進行檢討。這 個體系就是藉由人跟人之間、線跟線之間、組跟組之間、部門跟部門 之間相互的排名競賽，構成由上而下的層級施壓、監督系統，並據之 進行績效考核，從而達到促進生產力的目的。 這個體系之所以有效，跟幹部的升遷考核機制有很大的關係。富 士康廠內的升遷機制是取決於上面主管， 「跟上面的關係搞好」將會決 定基層幹部的考績良劣，一般上級幹部對基層幹部就是像軍隊一樣直 接發號施令，基層幹部必須完全服從，之後基層幹部再將諸如生產計 畫等等的指令向基層員工推擠，憑著基層幹部的各種軟硬手腕，要求 基層員工確實執行。如同受訪者小黃提到： 「……如果你做不了、適應 不了，這個人可能就會走了，就慢慢把你弄走了，就是他給你難堪， 或是給你小鞋穿，你這個人可能就走了……」 。對基層的作業員而言， 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下，大部分的人也只能顧好自己，並沒有太多的心 力替別人想、或是替別人出頭。 此外，富士康的管理政策，有意識地將基層工人可能的社會連帶 給打散，讓工人在生產場所處於沒有社會連帶網絡的狀態，來防止工 人可能的組織與抵抗。這樣的考量有其基於生產效率的「功利理性」 ， 據我們的訪談得知，富士康的生產線上，有著不時發生的來自基層工 人的抵抗，特別是抵抗基層幹部為了達到生產效率而對身心施加的厲 色嚴刑，譬如故意放慢速度、故意讓產品不良率增加、故意偷料等 等。面對工人可能的抵抗，富士康不斷開展著由公司主導的工作場所 091 092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政治。個別工人在工作場所的抵抗，如果沒有得到同儕的支持，便不 容易鬧大，甚至會被同事舉發，富士康篩選基層幹部的參考因素，很 大程度便是其操弄（manipulate）工作場所政治的能力，這樣的能力被公 司認為與生產效率有關係，相當程度是被富士康的企業文化鼓勵的， 特別是富士康是典型的彈性生產企業，不時有加班等勞動時間變動的 情況，幹部如何施展（perform）各式權力來搞定工人配合生產計畫的變 動，是企業相當重視的。 在這樣的考慮之下，富士康有意地打散工人的社會連帶網絡，讓 工人處於孤立狀態，這樣的區隔政策，為基層幹部順利施展社會性權 力、操弄工作場所政治，奠定一個社會基礎，讓工人的抵抗難以擴 展，遑論集體性的組織。如同祥哥所述： ……譬如說你們是同一個地方來的，它不會把你放在一塊兒，在 工作現場不會把你放在一塊兒。因為它現在很多是從學校招的 ( 筆 者按：招募員工 )，如說你一個學校一個班來了四十個人，我不會 把你四十個人放在同一個產線上班，它會把你分開放到很多地方 去。因為如果把你同時放在一條產線，那肯定是很齊心的那種。 把你全部都分開放，你沒辦法走到一塊兒去，讓你沒辦法形成小 團體…… 在基層幹部操弄工作場所政治的情況下，工人很難對幹部的加班 要求說不。雖然富士康公司方面不斷宣稱，加班是自願的，是經過工 人同意的，不是強制的，工人有簽加班協議書，並沒有違反勞動法 令，的確在低底薪的情形下，許多工人願意主動加班以賺取較高的加 班費，但據我們的訪調得知，很多情況工人處在一種「被迫自願」加班 的狀態，如同受訪者小周所述， 「……你不可能說不的，你說不，以後 他就會搞你，以後你想照章加班，他就不讓你加班，還說是哎呀，我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是為了你的身體好啊……」 。簡言之，富士康透過基層工作場所政治與 微觀權力的運作，操作工人的「被迫甘願（compulsory consent） 」 ，鑽勞 動法令的漏洞，還可對外界宣稱，公司完全沒有違法。 2011 年連續跳樓自殺事件發生之後，郭台銘董事長宣布，要調高 「底薪」，還要減少加班時間，但這其實只是故事的一半。的確，我們 發現富士康工人的底薪調高了，加班時間也有制度地限制，公司規定 每天加班不得超過三小時、每上六天班一定要休假一天，對於超過加 班時限規定的自行加班行為，公司不發放這部分的加班費，在受訪者 小何來看，這是「以鮮血換來的」 。但弔詭的，我們也發現，底薪提高， 加班時間變少，只是「挖東牆補西牆」 。多位受訪者表示，調底薪後一 些原有的制度被取消了，例如原本用於員工吃飯的一個月 240 塊「生活 補貼」，現在被納入成為薪水的一部分，這等於有 240 塊的調高薪水是 灌水的。雖然整體而言，富士康工人的薪水增加了幾百塊，而且加班 時間變少，但我們要強調的重點是，生產線的速度明顯加快了，讓員 工比以前更累，而且每個員工所要負擔的產量比調薪之前更多，加一 些薪水的同時，工人的勞動強度也變大了。換言之，富士康並不是如 同總裁郭台銘對外宣稱的，因為員工跳樓自殺而提高公司福利，它基 本上是斤斤計較、工於心計的盈利企業。 富士康種種扭曲人性的勞動控制，絕非私有化的企業社會責任 （CSR）稽核能夠革除。一位受訪的管理幹部表示，富士康的公司行 為，基本上遵守著「電子行業行為準則（EICC） 」的行為規範，並且就勞 動、環保等標準進行監督稽核，有些事業處正申請著如 FLA、SA8000 等市場化勞動標準認證，但問題是，誰監督監督者呢？蘋果公司嗎？ 按照蘋果公司的社會責任稽核，在 2010 年自殺事件發生時，富士康都 是優良企業！ 2012 年蘋果公司委託美國 CSR 稽核團體—公平勞動協會 （FLA），對富士康進行工廠勞動稽核，2013 年 5 月，FLA 公布其調查報 告， 在 媒 體 上 宣 稱 富 士 康 已 解 決 FLA 提 出 之 360 項 問 題 的 98%， 且 093 094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2012 年 6 月以來員工擴大參與工會的現象「鼓舞人心」 ，宣稱富士康觀 瀾廠的員工代表增加 39%，龍華廠跟成都廠分別增加 41% 和 30%。41 然這些改善數字，只是媒體政治下的表象，例如深植於企業核心競爭 策略的加班制度問題，和最重要的勞動標準—勞動三權（團結權、集體 協商權、罷工權）問題，被當成 360 項問題中的幾個條目，在量化的分 母效應屏蔽下，富士康的血汗工廠問題，被理解成只剩 2% 未解決！這 份 蘋 果 — 富 士 康 的 稽 查 報 告，42 再 次 凸 顯 市 場 化 的 行 為 準 則 體 系 （CoC），在維護國際勞動標準上的制度漏洞。43 六、結論：新工人階級的社會支持網絡？ 經由以上的分析與討論，我們對富士康的新生代農民工有一個較 清晰的圖象，普工們大約不到 18 歲就外出打工，一半的普工在企業工 作不到一年就離開，升遷管道非常有限，教育條件的差異，造成職場 機會的大落差，做的工沒有學習技能的機會，在生產線上得面對基層 幹部的監督壓力，和為達生產績效而操弄的工作場所政治，下班後沒 有什麼社會交往互動的機會，是個瞎逛者。普通工人想要在深圳落地 生根，面臨著的是經濟條件與戶籍制度的巨大限制，薪水要達到普工 平均薪資四倍才有辦法。大部份普工不會待在深圳成家立業，而已婚 41 42 資料來源：中央社通訊（2013） ，引述彭博社報導。 資料來源：Fair Labor Association（2012） 。該調查報告的數據來源，係分別在 2012 年 2 月 14-17 日、3 月 5-8 日、3 月 6-9 日，於富士康觀瀾廠區、龍華廠區、成都廠區，進 行份數為 271 份、290 份、712 份的問卷調查。我們注意到，在這份洋洋灑灑的報告 中，並沒有交代這一千多位問卷回答者，是怎麼被找來的。 43 相關研究可見陳信行（2005）; Pruett（2008）; Christopherson and Lillie（2005）; Hughes, Wrigley and Buttle（2008）; O’Rourke D（2000）; Rose（2004） 。在相關代工廠稽核作業 公布後，蘋果公司大動作地將一家被發現有童工現象的台商，剔除出其供應商名 單，以表態和血汗工廠進行切割。在主流 CSR 體制下，從血汗工廠獲利最大的品牌 公司，儼然成了勞動標準的維繫者與仲裁者。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非普工的家庭狀態更可能是分隔兩地的「分離家庭（split household） 」 。 農民工因為種種結構性限制，形成「循環式移民（circular migration） 」 的特性，44 往返於老家和打工地之間，他們不被官方與本地戶口人認為是 市民，連城市規劃也沒有將他們納入公共服務設施應該服務的人口。45 中國大陸的打工體制，對於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流動，產生很大的限 制，其中對於社會網絡發展的壓縮，是關鍵之一。打工體制驅動了新生 代農民工的高度空間流動，卻高度限縮了他們的社會流動，城鄉教育資 源的落差，讓許多新生代農民工，一出社會就矮一截，限制了職場升遷 的可能性；農民工到沿海打工城市工作，在工作的地方，社會空間經常 匱乏，無法拓展出新的社會關係網絡；在珠三角這種高崗位流動率的區 域勞動力市場中，人跟工作的關係呈現的是一種隨時可以一拍而散的臨 時契約；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其專制主義、去社會連帶的勞動控制與 工作場所政治操弄，更進一步擠壓農民工的社會互動機會，加劇其在異 地的社會疏離。 深圳富士康城的疏離都市狀態，具現了新生代農民工在當代中國 城市化過程中，所面對的流動與疏離之特質，以及都市生活的種種困 難。受社會資本理論啟發、對於大陸社會網絡之資源流動功能的樂觀 論點 —社會網絡再建構論，顯然在解釋新生代農民工之生活結構 上，具有相當程度的限制，世界工廠中的新生代農民工，普遍缺乏社 會支持網絡，沒辦法依靠「弱關係」變成「發展型農民工」 ，更缺乏足以 累積社會關係資本的「強連帶」 。呼應 Bourdieu 對於社會資源之不均等 分布、以及有價值之社會資本網絡往往具有封閉性的強調，我們認為 在社會網絡取徑逐漸得到中國官方重視的脈絡下，對於社會資本作為 一種「階級特權財」的理論觀點—與團體的成員資格有所聯結的實際或 潛在資源（Bourdieu 1986） ，更貼近於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處境。 44 Fan（2008）; Wang and Zuo（1999） 。 45 柏蘭芝（2008） 。 095 096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社會支持網絡的實質意義，相較於職場 流動語境下的社會資本，以及社會整合語境下的城市融入，更可能在 於 Karl Polanyi 之雙向運動理論中的社會自體防禦（social self-protection）— 反抗勞動力商品化與市場化內蘊的破壞力（Polanyi 1957） 。如同本文所 分析，像富士康這樣的企業，有意識地打散工人的社會連帶，透過區 隔化政策，為管理幹部施展微觀權力（micro-physics of power） 、操弄工 作場所政治，打下基礎，從而達到當代資本主義彈性生產的目標。在 中國官方工會制度運作不彰，CSR 體制亦敷衍了事的情況下，要改善 像「十三休一」46 這樣的血汗勞動體制，必須得靠基層工人的團結，而 社會支持網絡對於工人維權與階級主體形成，是不可或缺的（邱林川 2013），新生代工人的「維權網絡」 ，值得關注社會網絡概念的研究者， 投入更多關懷。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任義科、杜海峰、俞曉、李樹茁、費爾德曼。2008。〈中國農民工社會網絡的凝聚子 群結構分析〉。《社會》28：20-40。 任遠、鄔民樂。2006。 〈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文獻述評〉 。 《人口研究》30（3） ： 87-94。 任焰、潘毅。2006。〈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社 會學研究》4：21-33。 李紀舍、黃宗儀。2011。 〈新自由主義經濟人的自我敘述：中國富人傳的生命政治〉 。 《文化研究》11：55-83。 李培林。1996。〈流動民工的社會網路和社會地位〉。《社會學研究》1996（4）：4252。 李樹茁、任義科、費爾德曼、楊緒松。2006。〈中國農民工的整體社會網絡特徵分 析〉。《中國人口科學》2006（3）：19-29。 46 指工人連續工作十三天後才得到一天的休息。即便在蘋果公司與 FLA 介入稽核、並 宣布已解決富士康 98% 的勞動問題後， 「十三休一」現象在 2013 年 11 月我們在深圳進 行的富士康工人訪調中，發現仍然普遍存在。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周小剛、陳東有。2009。 〈中國人口城市化的理論闡釋與政策選擇：農民工市民化〉 。 《江西社會科學》2009（12）：142-148。 邱林川。2013。《信息時代的世界工廠：新工人階級的網絡社會》。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 查振祥。2008。〈城市流動人口生存現狀與管理轉型〉。《開放導報》2008（6）。 柏蘭芝。2008。〈空間規劃和論述的政治：對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戰略的反思〉。《台灣 社會研究》70：121-164。 曹子瑋。2003。〈農民工的再建構社會網路與網內資源流向〉。《社會學研究》2003 （3）：99-110。 陳信行。2005。〈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民社會與跨國階級政治：從台灣支援中美洲 工人運動的兩個案例談起〉。《台灣社會研究》60：35-110。 渠敬東。2001。〈生活世界中的關係強度：農村外來人口的生活軌跡〉。《都市里的村 民—中國大城市的流動人口》，柯蘭君、李漢林編，頁 40-70。北京：中央編譯 出版社。 搜狐網。2010。 〈央視《新聞 1+1》 ：富士康「七連跳」迷團〉 。http://it.sohu.com/20100512/ n272061229.shtml。（瀏覽日期：2014.4.8）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1。《農民工市民化：制度創新與頂層政策設計》。 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 馮建蓉。2011。〈從強關係到弱關係：農民工社會網絡轉變的社會學分析〉。《西南農 業大學學報 ( 社會科學版 )》9（12）：79-83。 黃德北。2008。《當代中國雇傭工人之研究》。台北：韋伯文化。 曾航。2011。《一只 iPhone 的全球之旅：蘋果幕後全產業鏈運作完全解密》。南京： 鳳凰出版社。 曾惠君、林依陵。2011。〈全球商品鏈底層工作者、動態組織治理、在地制度共構： 以富士康龍華廠工人訪調為例〉。發表於台灣社會學會 2011 年會暨研討會論文， 2011.12。《苦勞網》。http://www.coolloud.org.tw/node/61401（瀏覽日期：2013.4.8） 曾瑋琳。2012。《治理世界工廠：以富士康為例》。台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友仁、徐魁甲、徐志維、許瑞員。2011。〈在城市的路上踩出足跡？初探中國大陸 農民工的社會連帶與社會支持：以深圳富士康工人為例〉 。 《文化研究月報》118： 2-34。 楊友仁、夏鑄九。2004。〈跨界生產網絡的在地化聚集與組織治理模式：以大蘇州地 區資訊電子業台商為例〉。《地理學報》36：23-54。 潘毅。2007。《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任焰譯。香港：明報出版社。 潘毅、盧暉臨、郭于華、沈原。2011。《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香港：商務。 097 098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潘澤泉。2007。〈社會網排斥與發展困境：基於流動農民工的經驗研究〉。《浙江社會 科學》2007（2）：96-103。 潘澤泉。2008。〈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共有的空間何以可能？〉。《中州學刊》 165：109-113。 劉雅靈。2009。〈中國都市化過程中新興的「農民收租階級」：溫州與無錫「城中村」 的轉型路徑、集體抗爭與福利政策〉。《台灣社會學》18：5-41。 鄭陸霖。1999。〈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 移〉。《台灣社會研究》35：1-46。 翟玉娟。2011。〈深圳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報告〉。《中國勞動者維權問題研 究：中國工會法 60 年與勞動法 15 年》，趙明華、趙煒、范璐璐編，頁 332-355。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翟學偉。2003。〈社會流動與關係信任：也論關係強度與農民工的求職策略〉。《社會 學研究》1：1-11。 Durkheim, E. 1897/2008。《自殺論》。馮韻文譯。台北：五南。 Kuhn, T. 1962/1989。《科學革命的結構》。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台 北：遠流。 Lin, N. 2001/2005。《社會資本》。林祐聖、葉欣怡譯。台北：弘智。 Polanyi, K. 1944/1957/1999。《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黃樹民、石家因、廖 立文譯。台北：遠流。 Pruett, D. 2008。《欲速則不達：社會審計的困境與出路》。常維譯。北京：社會資源 研究所。 西文部分 Baller, R. and Richardson, K. 2002. Social integration, imitation, and the geographic patterning of suicid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6), 873-888. Bian, Y. 1997.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3), 366-385. Blau, P.M. and Duncan, O.D.1967. 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Bourdieu, P. 1986. he forms of capital. In J.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5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Bourdieu, P. and Wacquant, L.J.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awoy, M.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Burt, R.S. 1992. Structural holes : 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Calvó-Armengol, A. 2003. Job contact networks. Journal of Economic heory, 115 (1), 191-206. Castell, M. 1997. he urban ques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Chan, J. and Pun, N.2010. Suicide as protes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Foxconn, global capital, and the state. he Asia-Paciic Journal, 37, 2-10. Cheong, P.H., Edwards, R., Goulbourne, H. and Solomos, J.2007.Immigration, 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capital: A critical review.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7(1), 24-49. Christopherson, S. and Lillie, N.2005. Neither global nor standard: Corporate strategies in the new era of labor standard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7, 1919-1938. Coleman, J. 1990.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urrid, E. 2007. The warhol economy: How fashion, art, and music drive New York C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air Labor Association. 2012. Foxconn investigation report. http://www.fairlabor.org/report/ foxconn-investigation-report（瀏覽日期：2014.4.8） Fan, C.C. 2006. Comment on “Peri-urbanism in Globalizing China” and Pannell’s critiqu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7(1), 58-60. Fan, C.C. 2008. 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he China Quarterly, 196, 937-938. Florida, R. L.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Fo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Granovetter, M.1973.he strength of weak ti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Haynie, D.L.; South, S.J. and Bose, S. 2006.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attempted suicide among adolescents: An Individual-Level analysis, 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7, 693–721. Harvey, D. 2012. he rebel city: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New York: Verso. Hughes, A., Wrigley, N. and Buttle, M. 2008.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ethical campaigning, and the embeddedness of responsible govern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8, 345-367. Jones, T.Y. 2012. Apple iPad plant conditions better than the norm: Agency. Routers. 2012.http:// 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2/15/us-china-apple-idUSTRE81E1FQ20120215（瀏 覽 日期：2014.4.8）。 Lee, C.K.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itner, H. and Miller, B.2007. Scale and the limitations of ontological debate: A commentary on Marston, Jones and Woodward.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32, 116-125. Lin, G. C. S. 2006. Peri-urbanism in globalizing China: A study of new urbanism in Donggua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7 (1), 28-53. Korinek, K., Entwisle, B. and Jampaklay, A.2005.hrough thick and thin: Layers of social ties and urban settlement among hai migra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5), 779800. 099 100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Marston, S.A., Jones, J.P. and Woodward, K.2005. Human geography without scal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30, 416-432. Montgomery, J.D.1992. Job search and network composi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strength-ofweak-ties hypothe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 586-596. O’Rourke, D. 2000. Monitoring the monitors: A critique of Pricewaterhouse Coopers (PwC) Labor Monitoring. Independent University Initiative report, from: http://nature.berkeley. edu/orourke/PDF/pwc.pdf. Pan, N.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B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n, N.2007. Gendering the dormitory labor system: Production,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labor in south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13 (3/4), 239-258. Pannell, C.W. 2006. Peri-urbanism in globalizing China: A critiqu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47 (1), 54-57. Putnam, R. 1994.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ss, R.J.S. 2004. Slaves to fashion: Poverty and abuse in the new sweatshops. Ann Arbor: 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Seeman, M. 1959.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6), 783-791. Simmel, G.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K.H. Wolff, Tra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before 1923) Song, Y., Zenou, Y. and Ding, C. 2008. Let’s no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water: he role of urban villages in housing rural migrants in China. Urban Studies, 45 (2), 313-330. Tian, L. 2008. he Chengzhongcun land market in China: Boon or bane? A perspective on property righ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2 (2), 282-304. Tönnies, F. 2001. Community and society. (J. Harris and M. Hollis,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7) Tubergen, F.B. Grotenhuis, M.T. and Ultee, W.2005. Denomination, religious context, and suicide: Neo-Durkheimian multilevel explanations tested with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 (3), 797-823. Wang, F. and Zuo, X. 1999. Inside China’s cities: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opportunities for urban migrants. 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2), 276-80. Wen, M. and Wang, G. 2009. Demograph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loneliness and satisfaction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Shanghai,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50 (2), 155-182. Wengener, B. 1991. Job mobility and social ties: Social resources, prior job, and status attain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1), 60-71. Wirth, L. 1938. Urbanism as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1-24 (as reprinted in J. Albert and Jr. Reiss(Eds).1964. Cities and Social Life (pp.60-83).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Wu, F., Chang, F. and Webster, C.(eds) 2013.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Enclaves and transient urbanism. London: Routledge. Yang, D.Y.R. and Chen, Y.C. 2013. he ODM model and co-evolution in the global notebook PC industry: Evidence from Taiwan. Advances in Applied Sociology, 3 (1), 69-78 . Zhang, L., Zhao, X.B. and Tian, J.P. 2003. Self-help in housing and chengzhongcu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7 (4), 912-37. 網路資料 中央通訊社。2011。〈富士康跳樓研究：未婚男易輕生〉。http://tw.news.yahoo.com/ 富 士康跳樓研究 - 未婚男易輕生 -060208669.html（瀏覽日期：2014.4.8） 中央通訊社。2013。〈FLA：富士康減工時最具挑戰〉。http://www.cna.com.tw/News/ aCN/201305160400-1.aspx（瀏覽日期：2013.10.20） 101 102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附錄一）本研究問卷 2014 年 6 月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103 104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附錄二）相關統計表格 (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研究問卷調查 ) （表 1）富士康問卷工人平均年齡統計 單位：歲 工種 平均數 個數 標準差 非普工 27.80 181 5.851 普工 21.94 116 3.185 總和 25.51 297 5.742 （表 2）富士康工人外出打工年齡統計 單位：歲 工種（普工非普工）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非普工 第一次打工年齡 180 12 45 20.83 3.412 有效的 N（完全排除） 180 第一次打工年齡 116 13 28 17.69 2.401 有效的 N（完全排除） 116 普工 （表 3）富士康工人受教育年數統計 單位：年 是否普工 非普工 普工 總和 平均數 13.70 11.00 12.61 個數 171 116 287 標準差 2.502 2.179 2.719 （表 4）富士康工人在富士康工作時間統計 單位：月 工種（普工非普工）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非普工 富士康工作時間 179 1 199 64.06 43.992 有效的 N（完全排除） 179 富士康工作時間 114 5 146 25.59 19.645 有效的 N（完全排除） 114 低於 12 個月的樣本數 58 普工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表 5）富士康工人收入、開支與工時統計 工種（普工非普工）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非普工 平均月收入（RMB） 167 1400 100000 4862.00 7724.916 普工 月支出（RMB） 169 150 8000 2321.33 1426.819 平均每日工時（小時） 181 8 15 8.62 1.039 平均每月休息（天） 181 1 9 5.43 2.114 有效的 N（完全排除） 158 平均月收入（RMB） 115 1200 4000 2050.70 455.340 月支出（RMB） 103 0 3000 1049.03 535.595 平均每日工時（小時） 116 8 12 9.38 1.115 平均每月休息（天） 116 1 10 4.83 1.862 有效的 N（完全排除） 103 （表 6）富士康工人學歷與收入相關分析一（不分工種） 學歷 學歷 Pearson 相關 平均月收入 1 .242** 顯著性（雙尾） 個數 平均月收入 .000 289 Pearson 相關 .242** 顯著性（雙尾） .000 個數 275 275 1 284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 雙尾 )，相關顯著。 （表 7）富士康工人學歷與收入相關分析二（分工種） 工種（普工非普工） 非普工 學歷 學歷 Pearson 相關 1 顯著性（雙尾） 平均月收入 普工 學歷 .186* .019 個數 171 Pearson 相關 .186* 顯著性（雙尾） .019 個數 158 167 1 .154 Pearson 相關 顯著性（雙尾） 平均月收入 平均月收入 158 1 .100 個數 116 115 Pearson 相關 .154 1 顯著性（雙尾） .100 個數 115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 雙尾 )，相關顯著。 115 105 106 台灣社會研究 第九十五期 2014 年 6 月 （表 8）富士康工人婚姻狀況統計 工種（普工非普工） 非普工 普工 有效的 有效的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未婚、離婚、喪偶 89 48.9 48.9 48.9 已婚 91 50.0 50.0 98.9 skip 1 .5 .5 99.5 missing 1 .5 .5 100.0 總和 182 100.0 100.0 未婚、離婚、喪偶 103 88.8 88.8 已婚 12 10.3 10.3 99.1 skip 1 .9 .9 100.0 116 100.0 100.0 總和 88.8 （表 9）富士康工人寄錢回老家數額統計 工種（普工非普工）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非普工 寄回老家占收入比 113 .00 .75 .1352 .19901 有效的 N（完全排除） 113 寄回老家占收入比 89 .00 1.00 .2786 .26191 有效的 N（完全排除） 89 普工 a. 因無有效的觀察值而無法計算一或多個分割檔案的統計量。 （表 10）富士康工人居住地點統計 工種（普工非普工） 非普工 有效的 遺漏值 次數 有效的 遺漏值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23 12.6 14.9 14.9 外租 131 72.0 85.1 100.0 總和 154 84.6 100.0 9.00 28 15.4 總和 普工 百分比 宿舍 182 100.0 宿舍 59 50.9 51.8 51.8 外租 55 47.4 48.2 100.0 總和 114 98.3 100.0 9.00 2 1.7 116 100.0 總和 （表 11）富士康工人房租支出佔收入比例統計 工種（普工非普工）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非普工 外租房租占收入比 139 .00 .63 .1563 .09754 有效的 N（完全排除） 139 社會疏離與勞動體制 普工 外租房租占收入比 54 有效的 N（完全排除） 54 .00 .38 .1951 .07358 （表 12）富士康不同工種房租支出統計 普工非普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98 296.39 208.534 21.065 111 574.12 407.000 38.631 房租（含水電煤氣） 普工 非普工 （表 13）不同工種之住房支出 T 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房租（含水電煤氣）假設變異數相等 F 檢定 顯著性 3.464 .064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6.086 207 .000 -6.312 168.270 .000 （表 14）富士康工人未來規劃留在深圳工作比例 工種（普工非普工） 非普工 有效的 次數 百分比 118 64.8 69.0 69.0 53 29.1 31.0 100.0 總和 171 94.0 100.0 9.00 11 6.0 非留在深圳 留在深圳 遺漏值 總和 普工 有效的 遺漏值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82 100.0 非留在深圳 78 67.2 76.5 76.5 留在深圳 24 20.7 23.5 100.0 總和 102 87.9 100.0 9.00 14 12.1 116 100.0 總和 （表 15）富士康工人未來規劃在深圳成家比例 工種（普工非普工） 次數 百分比 非普工 142 78.0 83.0 83.0 29 15.9 17.0 100.0 總和 171 94.0 100.0 9.00 11 6.0 182 100.0 有效的 非留在深圳成家 留在深圳成家 遺漏值 總和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07 108 台灣社會研究 普工 第九十五期 有效的 2014 年 6 月 非留在深圳成家 留在深圳成家 總和 遺漏值 9.00 總和 86 74.1 84.3 84.3 16 102 13.8 15.7 100.0 87.9 100.0 14 12.1 116 100.0 （表 16）工種與未來規劃留在深圳與否的卡方檢定 Pearson 卡方 連續性校正 b 概似比 Fisher's 精確檢定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數值 自由度 1.758a 1.409 1.787 1 1 1 漸近顯著性 （雙尾） .185 .235 .181 1.752 273 1 .186 a. 0 格 (.0%)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28.77。 b. 只能計算 2x2 表格 精確顯著性 （雙尾） 精確顯著性 （單尾） .212 .117